可以肯定，现实主义者永远高举着人道主义的旗帜，《白鹿原》所有范围和全部层面上的真实性都被作家宽广的人道主义胸怀所包容。艺术家对人类生存现象的永恒关注与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便注定了他只有艺术上的超越而无法超脱人生的苦难，艺术家即为受难者。阅读《白鹿原》，处处感受到作家在用生命投入作品，在作品的每一个人物身上都能够看到作家悲悯的投影，他在用心写着每一个人，同时也在每一个人物身上实现着自己。

遵循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规律，人物始终处于创作的核心位置。《白鹿原》即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在对历史文化进行深层反思的同时，作家关注的始终是人，诗是人的灵魂世界，这与传统小说与当代小说基本契合。不同的是，《白鹿原》中作家对“人”的态度与认识显然非常独特、与众不同；其次，作家在传统典型的基础上赋予“形象”新的认识价值，于是，典型的容量增大，内涵也更加丰厚。

塑造几个系列的人物群像，是《白鹿原》气势与规模形成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大致说来小说塑造了三代农民形象，交叉划分则有地主群像、贫民（长工）群像、妇女群像、青年群像，还有土匪恶霸群像，等等。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形象与形象之间不断地相互渗透、补充和转化，历史的动向在这里具象化为人物命运的变幻，人物性格与灵魂的变迁。

白嘉轩与鹿子霖是作家着力塑造的两个地主形象，这两个人物都具有相当高的典型性，特别是白嘉轩性格的成功塑造，在当代小说人物画廊里，无疑是又一开创。作家以冷静客观的笔触，描绘了白鹿村族长性格的各个层面，探索了性格生成和发展的内外机制。白嘉轩外表与行为构成相对稳固和封闭的静态特征，这与他的身份与地位有关，勤勉、刚毅、善良、仁爱是他的本性，也可认作性格的主要因素，然而再解析白嘉轩的内心世界，又是动态的、丰富复杂的，充满了动荡与矛盾。他与鹿子霖处于权势交战的对立中，但仍不忘与之携手合作并营救鹿子霖于危难中；他称鹿三为兄，待黑娃如子，但拒不容纳黑娃的媳妇小娥进祠堂；他爱女如掌上明珠，百般娇惯，但不惜了断父女关系以示对革命运动的对抗；等等。多层次、多侧面的性格展示使白嘉轩这一形象在主导性格的明确和统率中趋于复杂、饱满和鲜活。他的醇厚中的机巧，仁爱中的冷酷，强悍中的虚弱，无不是人性的复合体现。在白嘉轩的灵魂深处，不断进行着善与恶、美与丑的激烈搏斗，这种矛盾斗争状态即构成人物性格发展的运动美丑相加、善恶并举的复合美。但复合并不是杂乱无章，性格的矛盾运动最终要走向和谐与统一，即统一于主导性格，性格的复杂与鲜明同时形成。另一地主形象鹿子霖的性格则在另一端呈现出丰富动人的光彩。鹿子霖的主导性格是自私、狡诈、阴毒，但他的灵魂矛盾中，也有正压邪、善除恶的时候，但总体性格却统一于白嘉轩的反面，显示出独特的个性特征。白嘉轩与鹿子霖作为乡绅形象是陈忠实的独创，两人的性格时有交叉与互补，作家显然运用了对比互衬的表现手法，而各个人物性格又各成体系，自成方圆。作家在个体形象与群体形象之间既保持多种联系，又固守个性的独立品格。富于性格魅力的白嘉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柳青笔下的梁三老汉，柳青的杰出创造应当是“十七年”小说中农民形象的一个标志性高度，陈忠实在传统现实主义道路上走来，他的白嘉轩是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全新的农民典型，是有待于人们再去超越的新的形象标尺。

形象体系的对应罗列，使《白鹿原》的人物方阵宏大而整饬。黑娃、小娥、白灵、孝文等下一辈人与父辈形象体系形成对应，这是一种群体对比，黑娃们的性格特征显现出全方位的运动态势，他们追求外形与内在的双重自由，他们的存在使古老的白鹿原生机勃发，使白鹿原古老的历史生活出现新的律动。作家在展示历史、时代及社会的变动时，是通过人物，通过历史时代、社会的变动带给人物性格的戏剧性变化，由此来证实时代的大起大落，社会的大开大合。黑娃与白孝文正负两极的性格裂变过程写得令人惊叹，这同样是对比的笔法。黑娃与白孝文同生于“仁义白鹿村”，且同受到朱先生、白嘉轩仁爱精神的熏陶，其性格走向却大相径庭，这种复杂性格中包容了人性本身的不纯净与不明确性。人性自身也在变迁，特别是处于时代转折中的人性，具有极强的可塑性。白孝文性格的被扭曲与黑娃性格的被校正，恰可作如是观。如果按照传统典型论模式，这两个人物或许会被认为缺少性格逻辑，然而这正是生活本身的无序性与非理性因素的客观反映。性格的无从把握与不可捉摸，是一种非自觉状态，或者说它表明对象主体独立性与自主性趋于丧失。人物自我的走失，往往发生于旧观念轰毁，新观念尚未建立起来的历史转型期，在作品中，白鹿原已开始与中国社会一道步入现代层次，虽然作家仅仅给了我们一种预示。实质而言，陈忠实在用现代观念来观照历史、观照人物形象，所以，人物走出固有模式，性格走向自在与超前，都是必然的。

“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1]人物性格的描绘与探析，向来是文学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目的，即从人出发最终回到人。《白鹿原》展示了特定历史时期农民的生存和命运以及他们灵魂演变的真实情况，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完成对立统一的矛盾过程，带着复杂、丰满、立体、鲜活的性格姿态立于我们面前，成功的典型，无疑是现实主义美学力度与高度的标志。分析《白鹿原》中的人物形象，我们感到作家对人的认识更加全面、客观和公正了，而且人物自身也脱离典型理论的刻板规范，更为活跃自由，更有了生命的气息，这是超越之一；超越之二，即形象有了新的价值功能。前面所说的形象系列，他们在成为个性化典型的同时，也成为一种象征，这多少带有理念或思辨的味道，但与形象承载理念，理念大于形象的反现实主义作品不可同日而语。理性精神，是现实主义作家手中信马由缰的缰绳，陈忠实一面推出形象，一面进行历史、社会、文化、生命等问题的理性反思，这是一个圆满的双向式完成。

在《白鹿原》两组人物形象中，相对静止和封闭的白嘉轩涵括着更多的文化内容，而走向动态与开放的黑娃、白灵们则代表了历史流动的走向和社会发展的趋势。除之以外，每个形象几乎都成为象征，白嘉轩是农耕文化、宗族文化的化身；小娥死后化作火中的飞蛾，她象征生命之火的生生不息以及与非人道势力的殊死抗争；像白鹿一样纯净的白灵更是作品中美的寄托；白孝文象征着人性的堕落与自戕；黑娃则象征着人性向传统的复归。朱先生是《白鹿原》中最大的象征体，从人物的个性特征来讲，他远没有白嘉轩复杂和丰满，他作为一个文化性格，是作家陈忠实的又一独创。我们很难用规范的典型论去评判这一人物，他的个性单纯、静止和封闭，集真善美于一身，但其文化性格却包容量很大，新旧思想观念斑驳陆离然而又和谐统一地交织于朱先生身上，显现出文化性格封闭与开放的完善统一，这也是作家不乏理念化的人文理想。朱先生文化性格的封闭性，即我们这个民族应当保持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朱先生文化性格的开放性，亦即我们这个民族挣脱沉重而腐朽的封建文化的桎梏，走向自我更新、超越历史的基本前提。朱先生性格是个理想体，其性格内部并无大的矛盾冲突，但作为社会的良心，他自身却与身处的社会现实相碰撞。朱先生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与人性关怀并无回天之力，在历史发展的洪流巨澜中，有多少不尽如人意的回环往复与多少不为人知的荒诞不经，朱先生脱离人生的轨道去鸟瞰人生，这种智慧的力量与神性的目光，使他与白鹿原上的白鹿一样成为神话，成为经典。陈忠实对朱先生形象的塑造带动着《白鹿原》整体上的象征，使小说完成了对历史人生的哲学反思和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