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促使他的探寻中，作者说自己某一日突然意识到了一个简单的问题，“这座古原的历史和中国历史一样久远，然而，无论王朝更迭过程中的战乱和灾难怎样残酷，还有频繁的自然灾害……这座原上依然延续繁衍着生命，灾难和灾害过去之后，重新繁衍起来聚而成群的生命又聚集在氏族的祠堂里背诵《乡约》”。^[16]祠堂与《乡约》，构成了一种不变的恒在的精神文化载体，这一大发现，构成了作者笔下的白鹿原上空笼罩的魅惑人的文化氤氲。可以说，自1917年文学革命以来，我们观察现代小说的发展演变，我们还没有发现哪一部长篇小说对儒家文化浸淫下的社会生活具有这样精彩的正面再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画廊里，还没有出现一个如白嘉轩这样被儒家文化形塑得如此让人心动且由不得肃然致意的人物形象。

乡约是白鹿原上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精神统治的符号。其实，在作家的创作动机里，重心要写“作为原上人文化心理结构柱梁框架的这部《乡约》”，这部20世纪原上人精神和心理上尊奉的“本本”，以及“本本”与新精神观念的冲突。

前面我已提到，作者在查阅历史时，赫然发现原上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已经办起了两三所新式小学，新式小学里所传播的思想价值和道德伦理，已经和《乡约》大相径庭了。还是在20年代中期，竟然有一位从北京读书归来的学生在原上建立了一个中共支部，发展了两名党员。中共所确立的党的目标以及对一个党员的要求，更是与《乡约》南辕北辙，风马牛难相及。这是陈忠实所采访到的白鹿原上的真实社会历史，这种冲突是作者浓墨重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