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算是在正史里逸出的另一气息，是被压抑的生命力的宣泄。所以，白嘉轩有两种不同的力量博弈：一个是在同一范畴内的对手鹿子霖，另一个则是化外之徒黑娃。化外之徒终归教化，这是儒家传统的一大胜利。而鹿兆鹏、鹿兆海，则完全不在这个系统内，白孝文从理想的承继者到偏离大道走出白鹿原。这些，是白嘉轩无法掌控统摄的异己力量。面对这种从观念意识到结构形态的颠覆，白鹿原人在心理鏊子上被煎熬，有着扭曲挣扎，亦有惶恐欣喜。作品深刻地透露出人性在其中的扭曲挣扎。这毕竟是一场千年之变。在时代的动荡不安和社会大变局中，面临精神困惑和心理震荡，朱先生、白嘉轩们坚定地守护着传统要义，坚定地信奉人心的回归。这种坚守仿佛使命，又宛若绝望中的希望。

现实层面里，新的主义和价值尺度，打破了白嘉轩为代表的、生活在乡约里的白鹿原上的村民们，宗法制构成的传统被新观念所动摇。新观念以阶级划分人的远近亲疏，认为男女是平等的，它要将高贵者打倒，使卑贱者翻身，它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共和国，这种“风搅雪”式的大革命，虽然还没能一下子摧毁原有的生活秩序，但是，他的力量已经从根子上动摇了原有的社会基石，沐浴在白嘉轩这样的乡绅精神照耀下的村民们，隐约感到了他的权威在悄悄衰颓，白鹿原在书写这种文化碰撞时，尽情地写出了传统文化的傲然正气，写出了这种文化雕塑出的人格典范白嘉轩，写出了它构成的严整的社会生活秩序，更写出了这种文化在现代的飘摇命运，写出了命运中鹿子霖的悲惨和白嘉轩的无奈，在人物活动背后，我们似乎听到了作者一声深长的叹息。

大凡一部伟大杰出的作品，总是对于作者心灵深处所面临困境的回答，他绝不是简单的文字阐释，那样只会产生《金光大道》式的作品，“艺术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表现和揭示人的灵魂的真实，揭露用平凡的语言所不能说出的人心的秘密”。^[13]不管是托尔斯泰还是卡夫卡，不管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还是现代派艺术，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托尔斯泰将自己的人生探寻和自己的艺术活动结合起来，问自己：当代艺术能不能促进耕种土地的劳动人民的幸福？这便是托尔斯泰晚年给自己提出的根本问题，他带着这个问题去观察一切文艺现象。^[14]他把艺术作为促进社会进步和底层民众生活改善的手段，作为探索俄国农奴制下的农奴是否能获得新生活的途径，他用自己的作品探索这一问题，挖掘这一问题，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伟大作家所面临的问题，恰恰是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说，他的个人化的困惑和命题里，刚巧包含着时代向善于思索者提出的命题。他在解答自己的探索、解答自我的困惑时，却回答了大时代的大命题。这是因为，他恰恰就置身于这样的现实生活中，参与着时代的变革，感受着其中的痛苦和裂变。我们从《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里，追踪陈忠实写作《白鹿原》的心路历程，恰恰能发现的是作者所写的尽管是自己未曾经历的20世纪前半叶的人生社会故事，但是，他的写作动力，他想探寻的白鹿原上的前尘往事，恰是被现实的生活事项所点燃、所激发，“我由自己1982年早春在渭河边开始的精神和心理剥离，类推到20世纪初‘辛亥革命’之后的白鹿原上的人，以我的体验来理解他们的精神和心灵历程，似乎也是很自然的事”。^[15]生活现实驱使他回望历史，这是现实在他的虚构世界里的遥远回响，也是深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