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作家这样强烈的追寻愿望的恰恰是现实关怀，现实的精神困顿。陈忠实在叙述自己参与的1982年的分田到户工作时，这样描述：有一天晚上，忽然想起在30年前，柳青一家人从北京迁到陕西，他直接参与农业合作化运动，正是动员农民，放弃单家独户的生产方式，让大家走共同富裕的集体化道路。而今天自己所干的恰是自己所敬重的柳青所干的事情的反动，又要将土地重新分回各家各户去，两相碰撞，自己忽然“惊诧得差点从自行车上翻跌下来”，“一个太大的惊叹号横在我的心里”。^[4]惊的不是作家对分田到户的疑虑，惊的是历史吊诡式的颠倒横变，这种历史沧桑导引着作者去追寻。这道原上的先民们，也在伴随着历史沧桑的变化，伴随着王朝兴衰的动荡，一代又一代繁衍生息。王朝兴衰更替的动荡变化，在原上的子民们看来，似乎是一个遥远的传说，他们还得过自己的日子，他们的耕作方式没有变化，他们的组织方式也没有变化，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也没有变化，浸润着他们日常生活的法典——宗族祠堂里的《乡约》更没有变化，上层皇位的更替，并不影响下层的稳态结构。这是陈忠实在沉思白鹿原先民们的观念意识时，所感知寻找到的东西。正是20世纪50年代的“拉牛入社”和80年代的“分田到户”，刺激着作者追寻，追寻这道原上曾有的恒久不变的社会生活事象，这是“白鹿原”这个意象产生的大背景。在作家开始创作《白鹿原》时，“整个世界已经删减到只剩下一个白鹿原，横在我眼前，也横在我的心中；这个地理概念上的古老的原，又具象为一个名叫白嘉轩的人。这个人就是这个原，这个原就是这个人”。^[5]这道原承载的是千年儒家文化的历史沉积，即使从宋代大儒吕大临创造中国第一部教化民众的乡约开始，也具有千年历史了。正因为如此，才有白鹿原上的动荡变化和不变的白嘉轩，还有那股弥散在白鹿原角角落落的《乡约》的魂魄气息。

在这种结构里，深邃敏锐的陈忠实，在个人的体验感知中透出意识深处的不安，或者是犹疑，白嘉轩代表的儒家传统，在社会的现实层面，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国民党大旗上映现着三民主义，共产党大旗上书写着共产主义，无论这两个主义的论争如何，显在的事实是这两个主义，同时在挑战着儒家传统，以此构成了白鹿原人在价值选择上的断裂；白鹿原新式学校里走出的学子们，也在否弃着原有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宗庙祠堂构成的权威，被瓦解的命运阴云已经笼罩在头顶，白嘉轩对于走出白鹿原的人，已经失去了威慑的能力。这个时代，在城市正在生成着另一个中国传统里从没有过的群体，我们把它称作工人阶级，也同时在生成着商业文明，商业文明构成的市民文化正在崛起，一个新的结构方式正在呈现。农村的大变动还没有开始，但已是山雨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