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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白鹿原》并非是一部以书写灾难为目的的小说，其使命是以家族史为中心，去描绘原上数十年中发生在两三代人之间的“秘史”。因此，对灾难的书写在其中并不居于中心地位，它的任务虽然有对民国关中接二连三的灾难的文学记述，并以之与历史互相印证，但更重要的是，灾难的相继来临，打断了原上百姓固有的生活节奏，更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包括小说主人公在内的众多人物的命运轨迹。简而言之，灾难的出现，在内容上改变了白孝文们的人生发展逻辑，在形式上也调整了小说的叙事节奏。

《白鹿原》中描写了不同类型的灾难，以兵灾、饥馑和瘟疫最为集中，日常的匪祸联结、横征暴敛则贯穿始终，化为日常。但是值得注意的，在陈忠实的笔下，对于民国关中史上这几场大的灾难的文学书写，表现出富有自身特点的一面。

一是在灾难应对和治理过程中白鹿原作为乡土社会的“自给自足”以及政府权力机关的相对缺位。这样的处理，带来的阅读效果就是，面对各种各样的灾难，白鹿原似乎成了一个被外部世界遗忘的角落，或者说成为一个被反复颠来颠去的鏊子。在生死考验面前，原上人们的命运如何，只能更多有赖于他们自身的选择。白鹿原，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上帝的试验场。面对灾难，他们只能默默承受，偶尔的勇敢反抗，也只能是按照自身的思维逻辑做出本能的选择。

说其体现出作为乡土社会的“自给自足”，是因为，在小说中，原上的人们在面对不同灾难的时候，尽管表现出不同的或忍受或反抗的应对方式，但从根本上来讲，他们沿袭的还是来自千百年来一贯如此的乡土人生经验，并没有体现出太多的具有现代社会文明所带来的思维和举措。

当镇嵩军围困西安城并到原上征粮，鹿子霖请求白嘉轩敲锣的时候，白嘉轩的反抗是消极的，也几乎是出自本能的，“……可百姓只纳皇粮，自古这样。旁的粮不纳。这个锣我不敲。”在士兵们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征粮仪式和射击表演之后，他们迅速选择了忍受或者说屈服。从外面归来的鹿兆鹏试图鼓动黑娃参加革命，讲了一大堆“婚姻自由”以及“国民革命”的大道理之后，黑娃的反应是“我一满弄不清，庄稼汉谁也弄不清”。或者就是“黑娃听不懂只是‘噢噢’地应着”。但当鹿兆鹏将镇嵩军定义为“一帮兵匪不分的乌合之众”并鼓动黑娃“把粮台给狗日烧了”时，黑娃立刻有了兴趣。黑娃对放火的兴趣，并非对于革命的向往，而是生命深处的本能叛逆与盲动，并且遵循了传统社会中“官逼民反”的固有逻辑。

同样地，当异常的年馑降临到原上时，陷入恐慌的原上居民的反应首先是如同他们的先祖曾经做过的那样，去拜神求雨。“白鹿原的官路上，频频轰响着伐神取水的火铳，涌过披着蓑衣戴着柳条雨帽的人流。”作为族长的白嘉轩也领着他的族人村民悲壮地先去拜祭关公神庙并随着前往黑龙潭跪拜求水。而在瘟疫来袭的时候，居民的反应首先是“不太在意”，包括行医多年不苟言笑的冷先生甚至还说了轻俏的笑话，“两头放花”。但当灾情失控之后，原上各个村庄的香火开始兴盛起来，“所有村庄的所有庙宇都跳跃着香蜡纸裱的火焰和遍地飘动的纸灰。香火最盛的三官庙内，观音关公和药王的泥塑神像上披挂满了求祈者奉献的红绸和黄绸，和尚每天揭掉一层接着又披上一层。”^[9]

着眼于对传统农村社会生活及其民俗文化的展示，相应地，在灾难来临时对彼时国民政府权力机关抗灾救灾的努力也就疏于描绘。公允地讲，民国时期政令不一，内忧外患，政府社会治理尤其是乡村治理能力低下的确是事实，但是在某些方面政府各部门也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工作。例如，在瘟疫期间，政府也曾设立防疫机构，培训防疫人员，推广防疫知识^[10]，但是这些工作在《白鹿原》中并未有充分展示。脑瓜灵活的鹿子霖推广石灰杀菌，白嘉轩与冷先生对此持不以为然甚至有几分揶揄的态度。饥荒年份中白鹿仓组织的救灾“舍饭”，也更多是传统乡绅们民间自发行为，缺少了政府机关的有组织介入。

小说对于几场大灾如此这般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也确是对历史真实的再现。灾难带给人们的首先是恐惧，当面对残酷、对抗失灵时，这种恐惧随之转化为对于神灵的未知乞求。尤其是在尚未充分感知现代气息的乡村，这种表现就更为明显。将灾难压缩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时空里，更体现出命运的残酷与生存的艰难。白嘉轩们烦琐神秘的祈雨仪式以及浩浩荡荡的求水大军，展示了传统社会关中民俗中具有“反常”性质的非理性反科学的幽暗面，主宰其中的固然是无奈、迷信和愚昧，但同时也体现出生命的顽强、坚韧与悲壮。

二是在书写灾难的时候，《白鹿原》中虽然有对民众受难、转徙沟壑颠沛流离的描写，也有对作者翻阅县志所得资料的再次呈现，但从大的层面上来讲，陈忠实在处理这些史料时，并没有沉迷在对于先人们艰难求生的窘迫的细节陈列。灾难是对生活的忠实记录，但更是作者笔下的人物们命运变化、转折的契机和催化剂。灾难在这里深深地介入了小说情节的进一步发展，并对人物性格深处另类层面的呈现提供了足够的外部条件和动力。于是，陈忠实依然能够以他的家族史书写中心，围绕他的人物或者白、鹿两个家族的命运变迁以及故事展开的逻辑自然而然地向前继续书写他的“秘史”。灾难成为塑造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的背景和舞台。

小说中几场大灾难的出现对于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伴随着“白腿乌鸦”兵在原上四处征粮并祸害乡民的，是秘密入党以小学教员身份回到原上鼓动国民革命的鹿兆鹏四下串联的身影。鹿兆鹏的鼓动，改变了充满生命盲动能量的鹿黑娃的命运，并在随后而来的国共合作时代中大出风头。鹿黑娃，从此走上了一条四处流亡的叛逆与回归之路，田小娥的命运也自此不可避免地走向堕落与毁灭。与之类似的，还包括鹿兆海和白灵抛掷铜圆的懵懂恋情，“揭开了她和他走向各自人生历程中精神和心灵连续裂变的一个序幕”。

《白鹿原》中对于旱灾饥馑的书写，与白孝文的堕落与“重生”伴随始终，同时也带来了田小娥的死亡。此前，因为鹿子霖的教唆，田小娥勾引了白孝文，使得后者被捆到祠堂槐树上示众。白孝文曾经的道德与文化优越感轰然坍塌。在饥馑带来的恐慌中，白孝文彻底变得“不要脸了”，他“早晚都泡在小娥的窑洞里”，“使这孔孤窑成为饥馑压迫着的白鹿原上的一方乐土”。在目睹了白孝文的彻底“死去”后，鹿三杀害了田小娥。

如果说饥馑带来了田小娥肉体上的死亡，那么当瘟疫来袭的时候，同时带来的是田小娥的“重生”。鹿惠氏和仙草在临死以前对于小娥死亡真相的质问、鹿三被小娥的鬼魂附体颇具神秘色彩，并给瘟疫横行的白鹿村带来了更大的恐慌。田小娥就是以这种方式宣告自己的“归来”，六棱砖塔的建造更是成为白鹿村民心头永远的魅影。

三次大灾难间接推动了白嘉轩、朱先生努力重建并维系的“仁义白鹿村”乡村秩序的步步崩解，面对现代性冲击已经左支右绌的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乡土中国”进一步走向瓦解。在大灾带来的恐慌里，白、鹿两家的年轻一代不再安于依照生活“从来如此”的逻辑继续走下去，他们或者苏醒，或者堕落，用自己的身体本能地开始了同父辈们的协商与抗争，潜伏的矛盾由此浮出水面并不断被激化，本已如同鏊子熬煎的白鹿原更进一步陷入“风搅雪”般的动荡不安中。

同时，在不同的灾难书写中，小说不同的人物形象也得到多层次、多角度的呈现。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镇嵩军征粮以及鹿兆鹏的煽惑鼓动，黑娃和小娥男耕女织、“争强好胜的居家过日月的气象”仍将持续，那个性格深处充满盲动与叛逆的黑娃将无处释放他的生命的力比多。同样，没有持续的年馑，白孝文或许仍在当他的白门“长子”，性格中幽暗狠戾的一面也将无从展示；没有瘟疫来袭，田小娥的死亡也将同陈忠实在县志上翻阅到的那些“贞洁烈女”一样毫无意义。正是在三次灾难中，田小娥走完了从堕落到死亡再到“重生”的凄苦人生，并因此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形象。

田小娥的壮怀激烈让我们震撼，白嘉轩与仙草的“父母爱情”则带给我们持续的感动。陈忠实对于仙草的死亡不吝笔墨，这个年轻时性格直爽泼辣的山里女人在离去前的沉静呈现出慈母的光辉，这种反常倒使白嘉轩感到不安。多年以来，仙草对白嘉轩的感情从未有过减退：“白嘉轩只哭了一声就戛然而止，仰起脸像个孩子一样可怜地问：‘啊呀天呀，你走了丢下我咋活呀……’仙草反倒温柔地笑笑说：‘我说了我先走好。我走了就替下你了，这样子好。’”

在仙草离去以后，小说让我们得以窥视性格刚硬、充满大男子主义的白嘉轩内心柔软的一面：

屋里是从未有过的静宁，白嘉轩却感觉不到孤寂。他走进院子以前，似乎耳朵里还响着上房明间里仙草搬动织布机的呱嗒声；他走进院子，看见织布机上白色和蓝色相间的经线上夹着梭子，坐板下叠摞着尚未剪下的格子布，他仿佛感觉仙草是取纬线或是到后院茅房去了；他走进里屋，缠绕线筒子的小轮车停放在脚地上，后门的木闩插死着；他现在才感到一种可怕的寂寞和孤清。他拄着拐杖奔进厨房，往锅里添水，往灶下塞柴，想喝茶得自己动手拉风箱了。^[11]

陈忠实用这样充满生活气息同时富有诗意的语言呈现出了白嘉轩与仙草在“霍乱时期的爱情”。

灾难将人物置于特殊的情境之下，“反常”的环境氛围给人物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促使人物性格深处发生新的裂变，人性的极端面得以呈现出来。典型如白孝文，从之前被小娥诱惑之后的“不要脸”到年馑中的卖房卖地、冷面冷血、纵欲狂欢再到穷途末路之时的充当反面教材，厚颜腆脸、自暴自弃地去吃舍饭，曾经的圣人道德教诲在一次次的羞辱和不断堕落中荡然无存，一个投机无耻、出卖兄弟的白孝文自此“向死而生”，并成为新政权下“革命”的县长。鹿三被小娥鬼魂附体也足以说明这一点。有论者从医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对鹿三的癫狂症状进行过探讨，认为鹿三在精神重压分裂之下表现出癔症型多重人格。^[12]陈忠实本人认为这是“出于人物自身的特殊境遇下的心理异常”^[13]。

需要指出的是，《白鹿原》对于灾难出场方式及过程描绘的书写几乎是如出一辙。第十一章、第十八章以及第二十五章的开头起句分别是“一队士兵开进白鹿原，驻进田福贤总乡约的白鹿仓里”，“一场异常的年馑降临到白鹿原上”，“白鹿原又一次陷入毁灭性的灾难之中”。如此表述，分别交代了兵灾、饥荒以及瘟疫的来临。在随后的描述中，首先是对灾难在原上流播情况的鸟瞰，接着导入到白鹿族人的登场以及后续发展。这样的表述方式，同其他章节之间在情节上的相对连贯相较之下显得有些突兀，仿佛是贸然插入的。从阅读效果上来讲，这样的起句方式足以表明灾难自外（天）降临的突然性以及不可预期，更凸显出白鹿原作为“承受者”的被动、慌乱和一时的不知所措。这种表述方式的一再反复，也足以昭示出在原上生存的艰难坎坷。

灾难文学书写来源于灾难历史和灾难意识。中国古代文学对于灾难的书写更多充满人文色彩意识，而较少对灾难的科学理解。明清以后，对于灾难的文学书写更趋向于对事件的完整描述。这一点在明清文人笔记对于战乱、饥馑的描绘中体现尤为明显。根据王嘉悦的研究，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对于灾难的书写，其叙事中心一直是游移的。现代文学的灾难叙事主要“以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残酷社会的控诉为叙事中心”，“以对执政当局的批判为叙事中心”，以及“以对解放区政府的歌颂为叙事中心”，而当代文学的灾难叙事则以“文革”为界限，之前“以拥护党的政策为主要叙事中心”，之后则“以唤醒民族记忆为叙事立场”。^[14]

《白鹿原》中的对于灾难的文学书写无疑属于后者，它对于民国关中接踵相继的灾难描绘揭示出这片土地历史记忆中的创伤。“创伤记忆是一种价值记忆，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伦理反思，它意味着事实书写具有价值转换的可能，写作一旦有了这种创伤感，物就不再是物，而是人事，自然也不仅是自然，而是伦常。”^[15]对于创伤记忆的重新唤起，使《白鹿原》的灾难书写在再现历史的同时，也呈现出生命在愚昧中的悲壮与坚韧，表现出浓厚的文化反思和批判色彩。实际上，小说出版之后，也确实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共鸣。^[16]

但尽管如此，《白鹿原》中的灾难书写依然行走在传统的轨道上。这表现在其一，大量利用来自三县县志中记载的历史资料，并结合关中老辈人的口头描述，对于灾难图景的全幅式展示；其二，灾难在小说中并未走上前台，或者被赋予更多形而上的意味，它只是作为情节发展的背景或人物活动的环境而存在，着眼点始终在日常的现实生活。之所以如此，或许与作者的创作动机和小说题材的现实情怀密切相关吧。

[5]郑磊.鸦片种植与饥荒问题——以民国时期关中地区为个案研究[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2）.

[6]石雪婷.民国21年（1932）陕西霍乱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21.

[10]石雪婷.民国21年（1932）陕西霍乱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23-27.

[12]陈正奇，肖易寒.鹿三之死——《白鹿原》生态环境下的医学、心理学文化元素探讨[J].唐都学刊，2012（11）.

[14]王嘉悦.中国灾难文学及其流变[D].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16.

[15]谢有顺.苦难的书写如何才能不失重？——我看汶川大地震后的诗歌写作热潮[J].南方文坛，2008（5）.

[16]实际上，白鹿原出版后，其中对于包括灾难在内的许多事件的描述，都引起了许多关中地区老读者历史深处的记忆。许多人专门撰文对其中一些事情加以印证。比如路迪民对于咸阳地区类似事件的描述。详见路迪民：《毕郢原上的白鹿影——〈白鹿原〉现实性注评》，《小说评论》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