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与文本之间：哀民生之多艰

陈忠实在回忆自己起初萌发写作《白鹿原》的欲念的时候说：

我临窗而坐，第一次以一种连自己也说不准要干什么的眼光瞅住了白鹿原的北坡。坡地上的杂树已披上绿叶。麦苗正呈现出抽穗前的旺势。间杂着一坨一坨一溜一溜金黄的油菜花。荒坡上的野草正从陈年的枯干淡黑的蒙盖里呈现出勃勃的绿色。历经风雨剥蚀，这座古原的北坡被冲刷成大沟小沟。大沟和大沟之间的台地和沟梁，毫无遮蔽地展示在我的眼前，任我观瞻任我阅览。我在沉迷里竟看出天然雕像，有的像奔突的雄狮，有的像平滑的鸽子，有的像凶残暴戾的鳄鱼，有的像醉卧的老牛……我此前不知多少回看见过这些景象，而且行走其中，推车挑担或骑自行车不知有几十几回了，春草夏风秋雨冬雪里的原坡和河川，在我早已司空见惯到毫不在意，现在在我眼里顿然鲜活起来生动起来，乃至陌生起来神秘起来。

一个最直截的问题旋在我的心里，且不说太远，在我之前的两代或三代人，在这个原上以怎样的社会秩序生活着？他们和他们的子孙经历过怎样的生活变化中的喜悦和灾难……以这样的心理和眼光重新阅读这座古原的时候，我发现这沉寂的原坡不单在我心里发生响动，而且弥漫着神秘的诗意。^[2]

按照陈忠实的解释，写作《白鹿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展示生存在此的先民乡民们所经历过的“生活变化中的喜悦和灾难”，为此他曾经遍翻了周边蓝田、咸宁等三个县区的县志，力求走进祖辈父辈们的生活。联系其他陈述和回忆，展示这方土地上曾经有过的灾难，无疑是小说《白鹿原》创作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自然，《白鹿原》并不是一部灾难小说，但却有着大量的对于灾难的文学书写。小说中对于原上百姓多灾多难生活的展示是多方面的。在一个政治混乱、社会与乡村治理失序的年代里，地处于秦岭山区、平原城市之间的众多白鹿原们无疑遭受了来自多方的侵袭。在原上百姓们眼里，政权机构与各级官员们的横征暴敛、来自山区土匪们的寇盗相侵，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不值当进入到史书中。构成民国年间关中民众普遍灾难并造成巨大创伤的，才有资格成为百年来老百姓口耳相传的普遍的历史与文化记忆。

《白鹿原》中对于灾难的书写，分别是对民国年间关中三次大灾难的描绘。一是兵灾：民国十五年（1926）4月到11月北洋军阀刘镇华率领十万镇嵩军对于西安城长达八个月的进攻与围困；二是旱灾与饥荒：老关中人所谓的“民国十八年年馑”；三是瘟疫：民国二十一年（1932）的霍乱（“虎列拉”）瘟疫大流行。这三次大灾难，一为人祸，二为天灾，均为民国陕西关中曾经发生过的重要历史事件，对于彼时关中人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白鹿原》对于这三次关中大灾难有着生动丰富而充满细节描绘的文学书写。

民国十五年（1926）刘镇华镇嵩军八月围城事件，如今已经被陕西老关中人演绎为“二虎守长安”的民间口头传奇。至今位于西安市西五路北的革命公园中的革命亭旁的书状碑石上依然记录着这段对于这座城市乃至于关中地区很重要的历史。1926年4月间，北洋军阀刘镇华率镇嵩军近十万人由豫西进入关中，向驻守于西安的国民革命军发起进攻。时任西安守将的杨虎城、李虎臣二位将军率部誓死抵抗。刘军进攻失败，转而行使长期围困之策，西安城因被十万大军围困长达八个月，期间战斗不断、断粮缺食。西安军民战死、饿死者达数万之众。至11月28日，因冯玉祥部率军救援，围始解。

《白鹿原》第十一章、第十二章部分对这一历史事件的书写，主要是围绕镇嵩军对于原上百姓生活的攘扰危害来展开，核心矛盾是征军粮，并依此进而说明了刘军是如何的不得民心。这其中主要是三件事情：一是《白鹿原》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刘军“征粮”与鹿兆鹏黑娃“烧粮”的过程；二是夏末秋初镇嵩军“刘军长”（大约是刘镇华本人）拜访朱先生而被看门狗咬之事；三是战后白灵与鹿兆海在城内抬埋尸体并私订终身的过程。小说中称刘部士兵为“白腿乌鸦”，并借鹿兆鹏之口描述“镇嵩军刘军长是个地痞流氓”，而他的士兵们则是“一帮兵匪不分的乌合之众”。

《白鹿原》对这一“人祸”的书写，可以视为对于史书记载的补充。镇嵩军在围城期间对于西安周边地区的烧杀掳掠，原上百姓对于军阀鱼肉的恐惧，一直属于历史记录的空白。从这里我们大约可以窥见一斑。而战后西安革命公园的修建，也在白灵与鹿兆海懵懂恋情的发生中得到了文学的呼应。

关中老人所谓的“民国十八年年馑”，其实并不仅仅指的是民国十八年（1929），而是从民国十七年（1928）到民国十九年（1930）持续三年的北方八省大饥荒。这场饥荒共造成约1300万人死亡，而又以关中地区旱灾最为严重。据民国十九年（1930）陕西民政厅报告，本次旱灾饥荒致使200万人饿死，200多万人流离失所，800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艰难维持。号称沃野天府的八百里秦川满目苍凉，至人相食。

《白鹿原》第十八章、第十九章是对这一长达三年的天灾的集中书写。陈忠实以生动而不无感情的笔触对旱灾饥荒有着触目惊心的展示：

田野里满眼都是被晒得闪闪发亮的麦茬子，犁铧插不进铁板似的地皮，钢刃铁锨也踏扎不下去，强性人狠着心聚着劲扎翻土地，却撬断了锨把儿。旱象一直延续下去，持续不降的高温热得人日夜汗流不止喘息难定。^[3]

旷年持久空前未遇的大旱造成了闻所未闻旷日持久的年馑，野菜野草刚挣出地皮就被人们连根挖去煮食了，树叶刚绽开来也被捋去下锅了。先是柳树杨树，接着是榆树构树椿树，随后就把一切树叶都煮食净光了，出一茬捋一茬。……饿死人已不会引起惊慌诧异，先是老人后是孩子，老人和孩子似乎更经不住饥饿。饿死老人不仅不会悲哀倒会庆幸，可以节约一份吃食延续更有用的人的生命。^[4]

除了对惨状种种的展示之外，小说还描绘了人们在面对旱灾与饥荒时无奈而又悲壮的求雨以及因为饥荒带来的人物命运（主要是白孝文和田小娥）的转折性变化。

根据郑磊的研究，造成民国关中地区持续三年饥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北方地区常见的“十年九旱”之外，关中地区在抗战爆发之前广泛种植鸦片是重要原因。作为能够带来暴利的经济作物，由于军阀的放纵诱导，鸦片种植占据了关中地区大量的高产耕地，造成了粮食供应的紧张。^[5]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谓天灾，更是由“人祸”造成的。联系《白鹿原》中白嘉轩以种植鸦片而发家致富，即使有朱先生曾力推禁烟，但“罂粟的红的白的粉红的黄的紫的美丽的花儿又在白鹿原开放了，而且再没有被禁绝”。“白鹿镇每逢集日，一街两行拥挤不堪的烟土市场代替了昔日的粮食市场成为全镇交易的中心。”小说以对罂粟花美丽盛开的描述，印证了关中地区是鸦片主要产区的史实。

祸不单行，人们关于饥荒的苦涩记忆还未完全消退，民国二十一年（1932）则有霍乱（“虎列拉”）瘟疫的大规模流行。关于此次关中霍乱瘟疫的状况已有专门的研究。此次瘟疫从陕东潼关开始，几个月之内遍及关中及陕北大部分地区。“疫情一直持续到11月份，陕北仍有部分地区尚有流行。后因气候逐渐变冷，霍乱传播才被制止。此次霍乱传染之烈，受灾地区之大，死亡人口之多，是民国时期陕西遭受传染病侵袭最为严重的一次，给陕西的人口和经济都带来了巨大灾难。”^[6]瘟疫流行给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全省损失人口大约14万人。此次瘟疫过后多年，仍令人心有余悸。陈忠实老家附近的蓝田县流传有民谣：“虎疫拉，真怕怕，没爪没牙把人抓；拉大人，拉娃娃，有多没少一齐拉。”瘟疫爆发之后，人口死亡之快之众到了“死亡之区，棺木买空，乡人与该镇断绝交通，间有非去秦渡不可者，一去便染，染则必死，秦渡停业，变为死市。附镇如北张村与南张村、贺家村，死有绝户，病死埋葬抬灵者，每人索洋一元，作抬埋费，嗣因传染厉害，无论给钱多（寡），鲜有专应此役者”^[7]的地步。

《白鹿原》对这一惨状的描述是：“一场空前的大瘟疫在原上所有或大或小的村庄里蔓延，像洪水漫过青葱葱的河川的田亩，像乌云弥漫湛蓝如洗的天空，没有任何遮挡没有任何防卫，一切村庄里的一切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穷人和富人，都在这场无法抵御的大灾难里颤抖。”^[8]当冷先生的药方失去效力，连他自身也不得不乞灵于求神辟邪的时候，原上也很快出现了“死得绝门倒户的家庭，使恐怖的气氛愈加浓重”。瘟疫发展到小说人物家庭的时候，首先带来的是鹿三女人鹿惠氏的死亡，然后是白嘉轩女人仙草的死去，并随后带来的是鹿三被死去的田小娥的鬼魂附体，并以此揭开了鹿三杀人的谜底。事件的最终结果是白嘉轩的“三哥老了”，村里建起了一座镇压田小娥的六棱砖塔。

在《白鹿原》的扉页上题写着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尽管陈忠实主要是想从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来探析、描绘生活在这片原上的人们在时代与社会巨大的历史变迁中所受到的思想冲击、所做出的人生选择，但不容置疑的是，与这些人物命运相伴随的种种灾难也构成这“秘史”的一块重要基石。千百年来生于斯长于斯的原上民众，他们所经历、所面对的人生苦难接踵而至，一刻也不曾停息。抛开清末以来现代性对于传统生活的介入造成对民众的巨大文化冲击不谈，抛开国共两党之间先携手革命再拼死相争的“风搅雪”似的纷争造成原上的风云激荡不谈，单从社会史、灾难史的角度来讲，白鹿原上也已然是一个不断熬煎普通百姓的“鏊子”。也正因此，他们在生活中的短暂喜悦显得是那样的弥足珍贵，他们在原上的生存繁衍才更呈现出生命深处既“艰”又“韧”的悲壮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