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文化的存在，相对于历史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相对于未来都具有一定的落后性。当人类文化大背景发生了质的变化，当一种文化追求已不再成为全社会的普遍价值取向，不再体现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时，那么无论它怎样强烈地表达着某些人或阶级的主观要求，它也不能继续成为特定社会历史阶段上的一种合理的规范。封建文化走向了它的没落，然而，被其所化内心有极深文化情结的人仍自觉充当着封建秩序的极力维护者，他们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将自己培养成了一个文化的奴隶，阻碍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进程，这正是文化对人的奴役所在。在承认文化的自身优点的同时，规则化、禁锢、保守又是文化自身不可回避的致命弱点，他奴役着人也奴役着自身，使文化与人趋于毁灭。别尔嘉耶夫就说过：“文化是伟大的财富，是人的必由之路，我们不能像野人那样简单的否弃它。文化必须接受最后的审判。文化必须是启示的文化，生机盎然，蓬勃向上，而不沉溺于自身的平庸，更不禁锢在自己冷酷的法则中。”^[5]文化启示人，而不是奴役人，然而，当一种文化在千年的固守中走向僵死时，它是没有启示可言的，它给予人的只是教条的规则。被文化所化，内心同样严守规则的人，肯定是一个有文化情结之人，其内心的文化情结是深情而执着的。陈寅恪先生就曾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6]这种文化情结是人被奴役的原因所在。白嘉轩就是被封建文化所化极深，有着深厚文化情结之人。他一生都是封建宗法、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忠实执行者，并为“仁民政治下的礼乐社会”奋斗着。同时，他也把这种思想很早就灌输给两个儿子，并要求着身边所有的人。这种看似正大光明的维护，看似人价值体现的行为，却充满着手段的嗜血性，它将白嘉轩推向了深渊。在这一过程中，白嘉轩窒息族人的意志，阻碍个人自由，对真心相爱的小娥、黑娃横加阻挠，不允许他们进祠堂，否定其结合，视小娥为烂货，最后导致她堕落、惨死；他剥夺白鹿原上人们的平等权利，在古老的白鹿原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法律条文，规范村民的行为的只有乡约和视乡约为天条的族长白嘉轩，族人犯的大小事全由他一人裁决，如果说他禁赌、禁毒等有公理可言，那么，对待狗蛋却是毫无人性的绞杀。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他期望越高，造成的恶果越深。当他从开始的阻止白灵上学到后来的逼婚使白灵离家出走时，他内心依然丝毫不觉有错，依然认为自己人生信条是绝对正确的。实现目标的残忍和绝情，使白嘉轩的梦想趋于破产，他的内心就像一个黑洞，充满了寂寞和孤独。此外，本分长工鹿三的儿子黑娃，从小就对白嘉轩“又直又硬”的腰杆感到反感。当他与小娥坚定地生活在一起时，就意味着对传统文化不自觉的蔑视与反叛。闹农协、当红军、做土匪，这一切均为传统文化所不容。强大的文化力量感召了他，注定了他受奴役的地位，他要“学为好人”。但是当他反传统时，他有生的权利；当他成为朱先生的得意弟子，回归传统时，他只有死路一条。僵死的文化恪守使他被白孝文推上了审判台，文化杀人是不见血的。

由此可见，不论是受文化所化之深的白嘉轩，还是最后回归传统的黑娃，他们身上都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仁”“义”的优秀道德品质，但他们生不逢时，当其认同的文化已走向衰亡与没落时，他们仍固执地认为此文化仍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所在。因此，白嘉轩推行倡导的一切在新的社会革命力量的冲击下，已失去存在的合理性，难免灭亡。他受文化奴役的悲剧性也在于“作为一个封建性的人物，虽然到了反封建的历史年代，他身上许多东西呈现出来充分的精神价值，而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又要为时代所割除，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就呈现了它的悲剧性。”^[7]黑娃与白嘉轩不同，可以说走的是相反的道路，但灵魂深处对文化的最终认同也使他以非自然的方式走向了个体生命的终点。

人受文化的诱惑与奴役的悲剧性在于：一方面，人们从对文化的认同中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体认到人存在的伟大和个体自身存在的价值；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人又要受自身创造的文化的制约，在没有个体人格成长的环境中，就是对一部分人创造性、自由性和爱的追求的扼杀，并且这种扼杀所伴随的人的生命的消亡被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可，因为这是一个麻木、愚昧、自甘堕落的群体。别尔嘉耶夫说：“文化自身的价值也在于它是精神生命和人的精神超越的手段，一旦文化被人奉为目的去追寻。那么，文化就反过来奴役人和摧毁人的创造自由。”^[8]陈忠实面对历史文化的失落，也在不乏理性的批判中无奈地唱了一支无限凄凉的挽歌，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传统文化难以割舍的恋情和回天无力的失望与悲哀。文化与人不可分割，文化是人类心血的凝结，同时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又曾滋养了多少智慧的头颅，使人类不断获得灵魂的净化和心灵的安宁，更加自由的存在。因此，我们应辩证地看待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继承，使文化与人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