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流传是经历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人类智慧积淀的结果，它已经成为人存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化诱惑人，是源于人在文化的认同中，充分实现了自身的存在，体现了自身的价值。白嘉轩就是在这一文化的认同中成长起来的一位有极高威望且有强大人格魅力的封建族长，他在文化的诱惑中，认同并严守着文化的秩序，重视并恪守着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人伦标准，他的一切行动都可以在儒学经典中找到合理的依据，作为封建族长，他有着强烈的维护传统文化秩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在白鹿村人遭遇大的劫难时挺身而出，与恐惧慌乱中的人们同舟共济。当原上瘟疫横行，危难中渴望生存的人们没有了主心骨，冷静的白嘉轩坚持造塔镇邪，稳住人心。当全族人都面临着没有皇帝如何生活的困惑时，他请来了朱先生的维护农业文明秩序的救世良方“乡约”，在他的治理下，“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大旱三年，他以残疾之身承受正常人所不能忍受的对身体的伤害，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子民们在强大的无法驾驭的自然面前所表现出的一种牺牲自我的豪气，正是族长白嘉轩的这种豪气，才使全族的人具体感受到家族文化的实实在在的存在，感受到家族的强大，从而自觉聚拢在家族这一核心的周围，共同以整体向生命抗争。他善待鹿三一家、周济李家寡妇等，也都是在对文化认同过程中对儒学传统赋予他的人生信条的不渝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了人们的尊敬，确立了自己崇高的地位。另外，朱先生也是一位对文化认同极深之人，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中，他极成功地将入世与出世和谐地统一起来，成为白鹿原上的圣人。^[4]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优秀人格，学识丰厚、正直、善良，一生不为功名利禄所动，是孟子所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士。他在书院讲学遵从孔子“有教无类”原则，一律视徒弟为君子，概不分政党派系，表现了中国儒学超然于外的独立性。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朱先生又有极强的历史责任感，他不是那种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理想者，而是始终把民生疾苦放在心上的忧国忧民者。为避免百姓遭涂炭，他徒步百里，出面调停，大退清兵20万，被人们视为英雄壮举。他赈济灾民、投笔从戎、发表演说、令人敬仰。他一生追求淡泊宁静、粗茶淡饭，追求的是一箪食一瓢饮的精神生活。

不论是白嘉轩抑或朱先生，他们都是封建文化的身体力行者，都在对文化的迷恋中留下了深深的文化情结，在对文化的认同中，他们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他们既是现实的存在，又是精神的存在，更是文化精神人格的存在。然而，白嘉轩或朱先生他们的个体人格都是不彰显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存在的，他们的全部价值只是在对封建文化的遵从与践行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