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是与某种特殊性相联系的。关于某一作家特殊风格的分析，偏重于对作家个人体验和心理因素的探究，而对某一时代、某一民族文化风格和美学风格的研究和把握，则应该从其生产方式的理论分析入手。关于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生产方式的理论规定，大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的要求；②文化传统与现实的非对抗关系；③现实与未来的关系；④以上几个方面的叠合性共存或有机统一等。

关于社会主义的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维护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自然是它最基本的要求。在文学艺术方面，经过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和现代派文学阶段，文学形象和生活体验之间的联系断裂了，形成了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二元对立的文化格局，文学的世界也分裂为古典的、符号化了的过去与激进的、情感化的当下体验之间的对立。如果说伽达默尔、列维-斯特劳斯、海德格尔等美学家已经明确意识到艺术形象与现代生活体验直接联系起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不仅提出了这种要求，而且实践了这种要求。通过审美转换这个范畴，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把形式和现实内容、符号与现实生活体验结合起来了。审美转换不仅只有从现实内容到文学形式这样一种通常的方式，而且还包括从文学象征、文学形式到现实的、生动的文学体验这样一种方式。从理论上说，这两种方式都是现实主义的。在《白鹿原》中，虚静的情感模式、“白鹿精魂”的文化象征，以及黑白两色符号系统的对立和转换等等，都通过叙事过程实现了向对立面的转化，表现为生动感人、审美意义丰富的文学形象。

当代中国文学生产方式的另一个理论规定，笔者以为可以表述为审美意象的多重叠合或者说有机统一，这个概念的理论基础是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所提出的“多元决定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基础方面的重要理论规定就是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存。这种多质共存的经济结构归根结底是受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制约的，也必然影响着文化结构的复杂性。文化结构和文化发展的“多元决定”理论把握了同质文化千姿百态的表现形式，以及经济和文化的不平衡发展关系；经济基础方面的多质共存结构则呈现出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化空间。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意象多重叠合特性的社会根源和理论根据。理论研究的任务不能停留在把这种现象贴上一个“后现代”标签的水平上，而是应该分析这种多重叠合现象或有机统一现象是否产生了新的审美效果，以及这种新的文学风格和审美风格在理论研究中的意义。关于当代中国文学意象的多重叠合现象，既可以用叙述学和形象分析的方法来分析，也可以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做出解释。《白鹿原》的叙事过程除了历史的和现实的视点以外，还有两个十分重要的视点：一个是以农耕社会为基础的祠堂文化的视点，白嘉轩是其最典型的代表；再一个就是转化为精灵化或冥间化形象的视点，朱先生、死后的小娥是其突出代表。这后一个视点不仅增加了小说的神秘性和命运感，也为跳出具体的历史语境评价人和事件提供了可能。多重视点并用在《白鹿原》中造成了一种很独特的效果：多灾多难的社会历史过程和酷烈的人生悲剧，并没有导致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的否定性评价，而是产生出难以言传的复杂情感，引发人们抛弃一切现成的评价标准，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情感态度对待作品所营构的世界。因此，笔者主张用“宁静的悲怆”来概括《白鹿原》的美学风格。

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生产方式的第三个理论规定，也就是当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笔者以为，当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通过文学形象表征未来而体现出来，其理论基础是历史哲学，而不是美学或伦理学。《白鹿原》以冤杀黑娃、白嘉轩一只眼睛失明和鹿子霖精神失常随即冻死作结。在黑娃审判会上，白嘉轩悲愤至极而“气血蒙目”，虽然被冷先生救起，但却从此瞎了一只眼睛。此后，白嘉轩对世界的态度发生了某种变化：“一月后，白嘉轩重新出现在白鹿村村巷里，鼻梁上架起了一副眼镜……他的气色滋润柔和，脸上的皮肤和所有器官不再绷紧，全都现出世事洞达者的平和与超脱，骤然增多的白发和那副眼镜更添加了哲人的气度。”《白鹿原》所体现出来的悲剧意识不仅具有浓郁的中国特点，在笔者看来，还具有十分强烈的当代色彩，或者说社会主义文学的某种特征。

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虽然并不等同于哲学的现代性问题，但它们之间无疑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关于现代性问题，事实上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理解，其本身也是一个价值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理解是十分辩证的：既包含着对生产力极大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赞扬——强调它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又包含着对简单以物质生产发展为尺度的生产方式的强烈批判。所谓现代性也就是生产的社会化过程以及人类存在的个体化过程，它所带来的社会进步和两极分化现象同样令现代人震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经说过：“……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把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置于一定的历史阶段，对它的不合理性提出批判和质疑，这就是马克思所理解的现代性。具体到文学方面，笔者以为西方文化中浪漫主义文学至现代派文学那种以想象为中心，把艺术的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割裂开来的美学原则，以及将审美价值作为最高真理或作为价值标准的观念就是文学现代性。它不仅是一种文学作品的生产方式，也是文学传播、评价、研究等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文学的现代性，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态度，正是对自律性的纯文学观念的批判和否定。简单说来，马克思对文学现代性的理解，着重点在于文学把人们引向“未来”的能力。如果说现代派文学理论关于现代性的认识强调文学可以把握住人们对现代生活的真实体验，那么，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关于现代性的认识强调文学具有表征“未来”的能力。具有这种能力的作品就具有了社会主义文化时代的文学现代性。

关于文学生产方式这个概念，弗·詹姆逊是这样论述的：

于是，这个新的对象——符码、标记系统，或标记与符码的生产系统——就成为研究一种整体的导引，它更大地越过那些更早的系统，即狭隘政治（象征行为）的，和社会的（阶级话语和意识形态元），以及我们在这个词的更广意义上所说的历史系统。这里的有机化的联合体就是马克思主义传统所指的“生产方式”。

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生产方式的总体特征，事实上也就包含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民族特色这两个理论规定性之中。我们仍然以《白鹿原》为例做出说明。《白鹿原》是一部反映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悲剧风格的作品，但是把《白鹿原》与启蒙时期的巴尔扎克、司汤达，或者与柳青、老舍笔下的悲剧作品相比较，我们就能够感到明显的区别；再者把《白鹿原》与《第二十二条军规》《百年孤独》等作品相比，我们也能感受到巨大的差异。如果说启蒙主义时期的悲剧作品在相信社会必然不断进步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社会的不合理性，现代派作家则在对现实和历史彻底绝望的立场上描写了社会生活的悲剧性，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美，那么，也许可以说，《白鹿原》是一种包含着内在乐观的悲剧。且不说黑娃之死平反有望，小娥的冤屈在超常的复仇行动中得以宣泄，仅仅从《白鹿原》的叙事结构就可以说明这一点。《白鹿原》叙述了白、鹿两家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复杂关系。作家一方面细致地描绘了以白嘉轩为代表的祠堂文化不可避免的必然解体的命运，另一方面，又用生动的笔法渲染了欲望的“狂欢化”。《白鹿原》通过对两性关系丰富多彩的描写，呈现了生命的欢乐和倔强。在这方面，黑娃的经历也是很典型的，既不是命运悲剧，也不是性格悲剧，而是一种文化悲剧。黑娃“学为好人”虽然不识时务，但体现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一种强烈的美，富于希望的未来必然承继其中合理的东西。宁静的悲怆是仁者的悲剧，它把我们这个时代复杂的矛盾和可能的未来都表征出来了。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