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白鹿原》的社会符号系统

三个童年伙伴挨打的原因是在去砍柳树条的途中偷偷跑去观看配种场的牲口交配。这个“原始场景”，启动了三个人物不同的心路历程。《白鹿原》以白嘉轩七次娶妻、六次丧妻的经历作为引子，其用意也是突出“人口生产方式”的象征意义。黑娃上山落草后，土匪头子“大拇指”曾谈到一个很深刻的哲理：人只有战胜欲望，才能在社会上立足和发展。他很形象地说，许多人出事都是管不住“老二”（意指性欲）而造成的。在小说中我们看到，“老二”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推动着芸芸众生走向了五彩缤纷的人生道路，而规范“老二”的不同方式，则为我们再现了不同的欲望转化方式，表征出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结构。

阅读《白鹿原》最让人感到神秘的是“白鹿精魂”的意象及其价值意义，与白鹿相呼应的还有“白狼”和“黑鹿”等意象。如果结合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这些人物的文化符码来分析，可以看出《白鹿原》的一个特点是用色彩和动物形象来表征形象的社会意义。在小说中，黑色和动物标指欲望，白色和文字标指文明，小说呈现了这两种符码系统的对立以及交互作用的不同形态，由此折射出心灵世界的复杂性及悲剧性。可以将《白鹿原》的叙事简化为下图（见下页）。

《白鹿原》叙事图示

从这个简图中可以看出，《白鹿原》除了描写现实矛盾和人物性格在现实关系中的冲突以及历史进步的发展线索以外，还有许多条虚幻化的叙事线索（田小娥幻化为复仇精灵、朱先生幻化为白鹿、白孝文将杂交猪命名为“黑鹿”等），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人的复杂性，其虚幻化的表现手法表征着某种价值判断和社会意义，直接服务于作品的主题。

全面论述《白鹿原》的文化符号系统不是本文的任务，笔者在这里着重指出的是，作品中的朱先生明显地带有理想化的色彩，或者说是古典文化对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作用的象征，这个形象的抽象化和神秘化色彩正是古典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存在方式和特征，简单冠以“新复古主义”的帽子恐怕是一种误读。如果这样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那么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和莎士比亚戏剧具有永恒魅力的论述就难以理解了。在《白鹿原》中，朱先生的形象显然是经过陌生化处理的，表征着在物欲膨胀的现代社会中以宗族制度为基础的古典文化可能具有的影响和意义。在《白鹿原》中，以白色和精灵化为特征的形象还有白灵，那是具有现实性的理想形象，是与未来相联系的理想。因为有了这两类形象的存在，《白鹿原》中人物形象的发展变化才具有一个较为广阔的空间。如果把传统的作用坐实了，那么对以黑色和动物性为特征的欲望化形象的批判力量必将大大削弱，作品表现古典文化现代价值的努力也就没有意义了。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很早就做了提醒：

……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的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些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古典艺术和古典文化由于其社会基础已经解体，其形象与意义的联系必然断裂，如果它仍然具有审美价值，那么对这种价值及其意义的理解应该从当代社会关系中寻找答案。简单地批判这种审美形式“过去的”社会基础，很难真正说明作品的意义。

《白鹿原》写于1988年至1992年，正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观念逐渐明晰并最终确定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的历史时期，陈忠实以艺术家的敏感思考了历史所提出的重大课题：在物欲膨胀的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文化传统是否仍然具有价值，它以什么样的方式发挥作用？作家的答案不是包含在作品中某一个具体形象之中，而是通过作品中一系列人物命运的沉浮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传达出作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在作品中，白嘉轩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形象化表征，朱先生、鹿子霖、黑娃等是其不同侧面的镜像存在，白灵、白孝文、鹿三则是其衍射形态镜像，这些形象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作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关系用“符号矩阵”图式来表示：

《白鹿原》中的符号矩阵

从这个图中可以看到，白嘉轩复杂的人格在《白鹿原》中大体上呈现为A—a—A′和A—a—B两个三角形关系所组成的复合世界。鹿子霖是白嘉轩的对立面，事实上也折射出白嘉轩性格中与欲望、小农意识相粘连的一面，因而，可以说朱先生作为白嘉轩人格的理想化和文化规范化升华，生动地表现了古典文化与现代化要求格格不入的悲剧性和崇高感。朱先生近乎超凡入圣的一生只能以失败告终，纯化为理想的存在，在现实中是缺乏根基和发展动力的。朱先生临终时的场景道破了这一点：

朱先生把额头牴搭在妻子的大腿面上，乖觉温顺地听任她的手指翻转他的脑袋拨拉他的发根，忽然回想起小时候母亲给他在头发里捉虱子的情景。……朱先生的脸颊贴着妻子温热的大腿，忍不住说：“我想叫你一声妈——”朱白氏惊讶地停住了双手：“你老了，老糊涂了不是？”怀仁尴尬地垂下头，怀义红着脸扭过头去瞅着别处，大儿媳佯装喂奶按着孩子的头。朱先生扬起头诚恳地说：“我心里孤清得受不了，就盼有个妈！”说罢竟然紧紧盯瞅着朱白氏的眼睛叫了一声“妈——”两行泪珠滚滚而下……

母亲是个体与外在世界相联系并达到和谐的最初中介，个体进入社会后，实现这种联系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朱先生的情感和精神要求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对象化，虽享有崇高的声望却“心里孤清得受不了”。这里面所包含的文化意味，较之王国维所说的“美人之迟暮”更增添了几分悲壮。

黑娃作为朱先生最好的学生是《白鹿原》中最能体现白嘉轩人格复杂性的颠倒的镜像，笔者甚至认为，黑娃是白嘉轩精神上的儿子。黑娃从小就没有母亲，父亲鹿三在他的精神成长方面没有起多少作用，倒是白嘉轩“挺得太直”的腰杆给了他巨大的精神影响。由于黑娃受压迫的社会地位，他只能以颠倒的方式接受这种影响，白嘉轩的儿子省下好吃的冰糖送给他反而深深地激怒了他就说明了这一点。黑娃是从自然欲望的苏醒和表达开始他的精神历程的，这一历程始终伴随着冲突和暴力，在残酷和动荡的社会中，黑娃左冲右突，寻找温情、信任和正义，但在社会巨变的激流中，他只能如一叶轻舟随波逐流，最终糊里糊涂地系舟在朱先生承继其血脉的文化大树上。黑娃的反抗和精神历程非常富于悲剧性，在笔者看来，其悲剧性强度不亚于田小娥的命运。

白嘉轩作为中国仁义文化的社会基础，或者说作为这种文化的典型表征，在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受到愈来愈强烈的冲击，朱先生把这一命运概括为“好人难活”四个字。白嘉轩一生所承受的打击和痛苦，远远超过了平常人所能承受的程度，黑娃“学为好人”，努力从黑色的世界走向白色的世界，他的老师朱先生在称赞他为最好的学生时，事实上也是深深地为他的命运担心。善良、温情、和谐和正义的古典世界，在社会的进步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如海德格尔的“精神家园”一样，从现实的存在退向“诗意的栖居”以及审美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