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的美学风格，陈涌先生概括为“清醒的现实主义”；毛崇杰先生则概括为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于一体的混合型风格。毛崇杰先生是这样表述的：

……这样的终局真有后现代主义“反目的论（相信历史定向进步的观点）”与“消解大叙事”的意义，“魔幻叙事”则为其次要之“后”特点。这种美学品质概而言之：杂“现代性”（其“自律”即对“启蒙—自由—解放”大叙事的肯定）与“后现代性”于一体，其美学之非确定性与风格之驳杂性正是其美学与风格之独特性，为其赢得了略超乎后现代文本之可读与可说性。

毛崇杰先生在这里把作品的美学风格问题与“现代性”“后现代性”等较为深层次的理论规定联系起来，因此，这里所说的美学品质也就是时代特征的美学表现。可以看出，毛先生努力用“美学—历史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和评价《白鹿原》。《白鹿原》的确具有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意义，问题不在于是否承认这一点，问题在于怎样说明文本的意义。“现代性”“后现代性”“自律”“启蒙”“消解大叙事”等范畴都是现代西方哲学术语，用这些概念来直接表述《白鹿原》的美学风格，很容易导致“本质”与现象的断裂，也容易把文学评论变成政治话语的简单套用，这是严肃认真的文学批评应该避免的。

对作品美学风格的分析应该建立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社会变迁为题材的小说，在《白鹿原》之前有许多成功的作品，与《白鹿原》同时期也有若干较优秀的作品。在笔者看来，《白鹿原》的成功，或者说《白鹿原》的特殊之处，既不在于对儒教伦理的文学再现（或者说对儒教的解构），也不在于消解了启蒙主义的“宏大叙事”；《白鹿原》的特殊之处在于表现了欲望表达在当代社会关系中的复杂性以及多种难以辨析的差别，凸显了在欲望混乱的泥沼中，个体经验升华和对象化的不同方式和不同途径。优秀的现代小说展现的是心灵的世界，以及在现实世界中心灵变化的特殊轨迹。小说不是直接的历史，这是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明确了的真理。

《白鹿原》的叙事主要有两种方式，或者说由两种类型具体展开。一种方式主要通过人物命运的沉浮，通过不同的事件和情境，展示出人物内心世界的不同层面以及丰富内涵；这种方式就像交响乐，在引子中就已给出主题，随后在几个乐章中不断地演绎和展开。在《白鹿原》中，白嘉轩、朱先生、鹿子霖、鹿三、冷先生都属于这一类形象。这一类形象的意义，在作品的开始和尾声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是丰满和外化的程度不同而已。在《白鹿原》中，这就是由前辈们所构成的世界，是下一代成长、变化的“背景”，或者说现实关系。《白鹿原》的另一种叙事方式则细致地描写了几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和性格在长辈们所构成的世界中发展变化的过程：从开始时的简单类同发展成不同的个体人格，甚至走上截然相反的人生道路。在这种叙事方式中，黑娃（鹿兆谦）和白孝文无疑是最为典型的两个极端了，白灵、鹿兆鹏、鹿兆海、田小娥则成为他们精神和性格发展的坐标或参照系。《白鹿原》让人感到“大气”或者说“史诗”感的一个原因，在于作者把这两种叙事方式精心地编织起来，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要较好地描写“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两种叙事方式的结合恐怕是必需的。从艺术的创新或者美学风格方面说，笔者以为《白鹿原》的成功之处除了表现了儒家传统的现代魅力，再现了现代中国社会进步历程的复杂性之外，还通过一群个体的不同成长道路，展示出中国社会深层十分隐秘却非常重要的发展动因。

有一个细节在小说的末尾被重新提起，说明作者是很看重这一情节的。在三个童年的伙伴已经成为对手和敌人，并且长期争斗之后，鹿兆鹏、鹿兆谦、白孝文又重新碰到一起，鹿兆鹏说：“还记得咱们三个给徐先生到柳树林里砍柳木棍的蠢事吗？咱们砍的棍子头一遭就打到咱们三个的头上。”在这里，作者把三个顽童淘气的事件，三个人截然不同的生活经历以叠合（或者套用电影的概念：闪回）的形式呈现出来，从而使叙事过程具有了某种符号学的意义。为什么在同一个人生舞台上，童年时期的三个好朋友会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呢？三个童年伙伴的不同命运能够给当代人什么样的启示呢？这是每一个认真的读者都必然会思索并做出自我解答的问题。在我看来，这种解答既是对中国现代史的思考，也是读者对自己人生道路的评价。文学创作做到了这一点，就达到了艺术的境界，也才有可能谈到具有了某种风格。

关于《白鹿原》的美学风格，笔者不主张用“混杂性”或者“拼贴式”来概括，笔者认为《白鹿原》的文学形象和叙事方式以叠合性为特征，包含着古典风骨、后现代反讽、现实主义的真实、浪漫主义的幻想和冥想的多重叠合，这种叠合性的叙事和文学形象在《白鹿原》中达到了有机的协调，从而形成了《白鹿原》自身的美学风格。笔者倾向于用“余韵”概念来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