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嘉轩家、白鹿书院、祠堂是儒家文化的空间系统，田小娥家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原始文化空间，这两者都是中国传统内部生发出来的文化空间。那么，西安城的出现，则是作为异质文化空间出现在整部小说中的，这是一个呈现第三世界的现代性的复杂空间。

西安城在《白鹿原》中出现了10次，是《白鹿原》的另外一个重要空间。作者对地志空间的描述是这样的：“这个创造过鼎盛辉煌的历史的古城，现在保存着一圈残破不堪却基本完整的城墙，数以百计的小巷道和逐年增多的枯干了的井，为古城的当权者杀戮一切反对派提供了方便，……”；“啰唆巷大约是明初开始成为商人的聚居地，一座一座青砖雕琢的高大门楼里头都是规格相似的四合院，巷道里铺着整齐的青石条，雨雪天可以不沾泥。”“民乐园是个快乐世界，一条条鸡肠子似的狭窄巷道七交八岔，交交岔岔里都是小铺店……”从对西安城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作者只描写了西安城的三个空间，而这三个空间的功能指向了两个方向——政治和商业，再结合《白鹿原》的具体文本，这个空间是“反正”事件的发生地、流匪乱军所在、革命（国共争夺）场所、爱情（白灵和鹿兆海、卢兆鹏的爱情发生地）等事件的发生地、火车呼啸而来之地。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这个空间是革命的、商业的、爱情的现代文化空间。作者在《白鹿原》中对这个空间的描写始终围绕着鹿兆鹏、鹿兆海两兄弟和白灵展开，因此可以说这三个人的行动域最能表现西安这个空间所代表的精神指向和文化特征。鹿兆海在西安城选择了国民党和三民主义作为自己的身份归属和信仰，并进入了抗日的序列中，最终成为抗日英雄，这隐喻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战争，指涉着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救亡”的一面；鹿兆鹏选择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身份归属和信仰，组织了“风搅雪”运动并加入了地下工作，他说：“没有什么人能阻挡北伐军的前进。”白灵在作者的笔下是一位进步女青年，她也选择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身份归属和信仰，她退婚，挑战父亲权威，她说：“谁阻挡国民革命就把他踏倒！”鹿兆鹏和白灵的言行及其信仰隐喻着现代性中从民族内部突破传统的革命性的一面，鹿兆鹏的人生轨迹展示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上的现代性，而白灵则是中国历史上的精神意识方面的现代性，是“启蒙”的一面。二人的爱情也是对传统的封建包办婚姻意识的一种反抗和突破，且二人的爱情有别于传统儒家的门当户对的婚姻（白孝文和大姐儿，鹿兆鹏和冷先生的大女儿的婚姻），也不是原始文化中田小娥和黑娃的以身体为基础的爱的婚姻，而是以共产主义信仰为基础的、自己选择的爱和婚姻，这是一份以个体自由选择为基础的爱和婚姻，是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三人的选择都是在西安这座城市中做出的，可以说西安滋养了他们，并赋予三人不同于传统的思想意识。从三人的人生道路选择和语言中，我们可以看到，西安不仅如马泰·卡林内斯库在其《现代性的五副面孔》所言，是“……广义现代性意识的某些态度和倾向——强烈的战斗意识，对不遵从主义的颂扬，勇往直前的探索，以及在更一般的层次上对于时间与内在性必然战胜传统的确信不疑。（这些传统试图成为永恒，不可更改和先验地确定了的东西）”的空间，还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进程的空间。西安城代表了第三世界的现代性的独特一面，即这是一个“救亡”和“启蒙”同时进行的空间。因此，西安成为一个东西文化互相凝视、传统与现代相互交锋的现代性空间，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西安城成为中国自近代以来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进程在空间上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