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中的儒家文化空间以“白嘉轩家”和白鹿书院以及祠堂为代表。“白鹿书院”代表着儒家文化中所提的“圣”的层面，是儒家文化理论的生产源头和教化空间，同时也是儒家文化的终极目标。“白嘉轩家”则指儒家文化中“礼法”的层面，是儒家文化理论在现实中的践行层面，同时是儒家文化的现世生活层面。“祠堂”是儒家文化在现世生活中的教化和惩罚空间，是保证儒家文化顺利践行的空间。

“白嘉轩家”在《白鹿原》中多次出现，小说中对其家的描述是这样的，“他把祖传的老式房屋进行了彻底改造，把已经苔迹斑驳的旧瓦揭掉，换上在本村窑场订购的新瓦，又把土坯垒的前檐墙拆除，安上了屏风式的雕花细格门窗，四合院的厅房和厢房就脱去了泥坯土胎而显出清雅的气氛了。春天完成了厅房和厢房的翻修改造工程，秋后冬初又接着进行了门房和门楼的改建和修建。门楼的改造最彻底，原先是青砖包皮的土坯垒成的，现在全部用青砖砌起来，门楣以上的部分全部经过手工打磨。工匠们尽着自己最大的心力和技能雕饰图案，一边有白色的鹤，另一边是白色的鹿。整个门楼只保留了原先的一件东西，就是刻着‘耕读传家’四字的玉石匾额……经过翻新以后，一座完整的四合院便以其惹人的雄姿稳稳地盘踞于白鹿村村巷里。马号是第二年春天扩建的，马号里增盖了宽敞的储存麦草和干土的一排土坯瓦房；晒土场和拴马场的周围也用木板打起一圈围墙……”从对于白嘉轩家的描述上可以看到，他家的建筑是传统的中国建筑样式——四合院，四合院是一个内向型建筑，在这类建筑中，各个空间按照序列和长幼关系进行组合排列（白嘉轩虽是一家之主，但是在其母亲在世时，从未住过正房），它是一个等级性的建筑群，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日常生活中“住”的层面的具体体现。这一点可以在其家里发生的事情中得到验证，我们看到中国农民间的邻里关系（白嘉轩与鹿三之间的亦主仆亦朋友的关系）——邻里守望相助的关系；父与子的关系（用轧花机教育孩子们盘算着过日子；通过分家处理白孝文和田小娥的偷情事件；对田小娥的鬼魂采取压制手段的主张）——父对子的言传身教；夫与妻的关系（白嘉轩和仙草的关系，白孝文与大姐儿的关系等）——夫为主，妻为辅；对于孝的践行（对白文氏的孝敬；对于子嗣的看中，谋划三儿媳借种生子）。这个空间中的守望相助；言传身教；夫为主，妻为辅；对于孝的践行等体现的都是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等精神。因此，我们说白嘉轩家不仅仅是地志空间，更是一个文化空间，是一个普通农民对儒家文化及其精神的践行空间，这构成了他们的世俗生活，他们在此间养活自己和家人，自身精神也在此间得以塑造和滋养，并在此基础上强化和复制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因此，可以说白嘉轩家是儒家理论日常生活化的空间，是一个守儒家文化“礼、法”的私人空间。

如果说白嘉轩家是对于儒家文化的日常践行空间，那么，白鹿书院就是儒家文化的理论和精神生产空间，它既是理论的生产空间也是儒家意识形态的传播空间，是意识形态机器。阿尔都塞说：“有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确实起着占统治地位的作用……这就是学校。”在《白鹿原》中，白鹿书院共出现约14次，着墨仅次于白嘉轩家和田小娥的窑洞。这个书院“朱先生初来时长满了荒草，蝙蝠在大梁上像蒜瓣一样结串儿垂吊下来。朱先生……找来工匠彻底修缮了房屋，把一块方巡抚书写的‘白鹿书院’的匾牌挂到原先挂着‘四吕庵’的大门首上……，大殿内不知什么朝代经什么人塑下了四位神像，朱先生令民工扒掉……”白嘉轩“远远就瞅见笼罩书院的青苍苍的柏树……仰头就看见门楼嵌板上雕刻着白鹿和白鹤的图案，耳朵里又灌入悠长的诵读经书的声音。”当朱先生把白嘉轩领到白鹿书院时，是这样描述的：“五间大殿，四根明柱，涂成红色，从上到下，油光锃亮。整个殿堂里摆着一排排书架，架上搁满一摞摞书，进入后就嗅到一股清幽的书纸的气息。”从描述中可以看到，白鹿书院讲学的空间很大，有五间，这里是“书”的空间，书代表了知识，这里是知识生产的空间，是文明和制度的创制空间。结合《白鹿原》的具体文本，我们看到在这里，朱先生撰修县史，写村规民约，体现着《左传·昭公六年》中说的“圣作序”，荀子讲的“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礼义法度者，是圣人所生也”的精神，因此，这个空间成为制礼义、法度的空间，具有了“圣”的制定文明和制度的特征。同时这个空间也是“诵读经书”的空间，这个空间即是阿尔都塞所讲的：“它无论使用新方法还是旧方法，都在反复向他们灌输一定量的、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包裹着的‘本领’（法文、算数、自然史、科学、文学），或者干脆就是纯粹状态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伦理学、公民教育和哲学）。”我们把阿尔都塞的话转化过来就是，白鹿书院是传播“经”的知识空间，这个空间是反复向学子灌输儒家文化及其精神内核并不断实践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朱先生教学，点化白嘉轩，指认白鹿，教化黑娃，点化白灵，劝诫军人等，都表现出圣人“以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明，不学自晓”的大智慧，此时的白鹿书院就成为表现圣的大智慧特征的空间。因此，白鹿书院通过朱先生成为生发文明、确定制度、具有大智慧的“圣”的空间，是一个儒家文化的知识和理论产生、传播的空间，这个空间在序列中要高于白嘉轩家，是一个具有神圣性的公共空间。

祠堂共出现了10次，在《白鹿原》中代表的是以“族”为单位的儒家文化的教化、监督、规训和惩罚空间，如果说白嘉轩家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儒家文化的现世践行和教化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就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族”的范围内来践行儒家文化。这个空间在《白鹿原》中是这样被描述的，“五间大厅和六间厦屋的瓦沟里落叶积垢，绿苔绣织，瓦松草长得足有二尺高，椽眼里成为麻雀产卵孵雏的理想窝巢；墙皮的泥皮剥落掉渣儿；铺地的方砖底下被老鼠掏空，砖块下陷。”“五间正厅供奉着白鹿两姓列祖列宗显考显妣的神位，每个死掉的男人和女人都占了指头宽的一格，整个神位占满了五间大厅的正面墙壁。西边三间厦屋，作为学堂，待日后学生人数发展多了装不下了，再移到五间正厅里去。东边三间厦屋居中用土坯隔开来，一边作为先生的寝室，一边作为族里官人议事的官房。”学堂和祠堂在一起，真正做到了朱先生所言“祖宗该敬该祭，不敬不祭是为不孝；敬了祭了也仅只是尽了一份孝心，兴办学堂才是万代子孙的大事；往后的世事靠活人不靠死人呀！……得教他们识字念书晓以礼义……”而最先教的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从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也是一个类似于四合院的空间，这个空间的功能划分非常明确，祭祖、讲学、商议族事。祠堂是根据血缘关系而建的公共空间，个人的宗族身份要在这个空间中得到界定（所有结婚之人都要到祠堂来祭拜，白孝武接管族长职务，黑娃回乡祭祖等），违背儒家伦理道德的邪德败行要在这个空间中受到惩罚和规训（田小娥和狗蛋、田小娥和白孝文都因为偷情被刺刷刷了脸和身体），族中公共事务的商议要在这个场所进行（商议祈雨求神事件，商议造塔压田小娥的窑洞），村规乡约要在这里展示（碑文刻上了白鹿原的村规乡约）。这是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公共空间中，儒家伦理道德要在这里实践，它的功能在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对乡人进行监督、劝诫、规训和惩罚，这一点通过对于田小娥的惩罚可以看出。在祠堂中对于田小娥和狗蛋、田小娥和白孝文的身体惩罚，让整个白鹿村村民来观看，即是通过身体和流血制造出福柯所言的“惩罚景观”，“在此，惩罚和规训通过一套社会化的程序，为犯规者和整个社会留下‘记忆’……通过极其恐怖残酷的仪式，直接在身体上留下印记；并通过作为公开展示的‘痛苦记忆代码’对观念以及绝对主义统治的再生产发挥作用”。通过这种“惩罚景观”的展示，一方面达到规训所有乡人使其遵循儒家文化规则的目的；另外一方面公开展示“痛苦记忆代码”对儒家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儒家文化的绝对统治进行再次生产和确认。这保证了在更大范围内对儒家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进行教化、遵从及践行。

从总体上来看，儒家文化空间由白鹿书院的理论生产空间，白嘉轩家的私人生活空间以及祠堂的监督、规训和惩罚的公共空间构成，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儒家文化的空间系统。而这三个空间又可以分为两个，即以白鹿书院为代表的超越空间和以白嘉轩家以及祠堂为代表的现世空间。两个空间互为支撑，相互影响，正如艾森斯塔特在《反思现代性》中所言：“在中国传统的信仰体系中，超越秩序与现世秩序之间的紧张是用相对世俗的术语表达出来的，也就是根据一种形而上的或伦理的——而不是宗教的——区别表述出来的……这种不是从宗教来界定的紧张和实现形而上图景的方法，以及它们所牵涉的理性化趋势，逐渐和解决那种紧张的几乎完全现世的观念结合了起来。”也就是说《白鹿原》中给读者展现出的形而上的空间和现世空间之间有区别，但这区别仅仅在于伦理道德级别的高低上。朱先生的白鹿书院是以纯粹的“圣”为标准的伦理道德空间，白嘉轩家和祠堂是以“礼法”为标准的伦理道德空间。由于二者有着共同的基础——伦理道德，所以，白鹿书院所表现出的“圣”的特性逐渐与“礼法”的特性结合了起来，成为指导“礼法”空间的准则，但具体的践行又与“圣”有着区别。在具体的践行中，纯粹的“圣”不明显，这典型地表现在朱先生经常说“房是招牌，地是累……”，而白嘉轩拼命修房、置地，攒钱，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上。这种互相作用的空间使得儒家文化的内核及其精神得以产生、实践并得到维护、修正，系统性和功能性非常明显，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