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是在人的动物性与文化性此消彼长的冲突中不断发展进化的，爱自己孩子的是人，属动物性；爱别人孩子的是神，属文化性。自大自私是动物性，谦虚礼让是文化性。“学为好人”是朱先生的名言，白嘉轩和黑娃也说过。朱先生对先秦儒学、程朱理学都有研究，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书也涉猎过，但“学为好人”的出发点却是荀子的“性恶论”，即预设人类动物性的现实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而限制人性中的原欲，如对女色的贪慕等。黑娃和白孝文都犯了色戒，并因之受到惩戒。

弗洛伊德将“原欲”（libido）即“力比多”作为无意识层面里的性的原始驱动力，泛指人的性本能、性冲动。原欲无法直接获得满足时，可能转移或升华为生命能量，成为文明与文化创造的源泉和动力；也可能导致主体生命能量的畸形发展或倒错，成为毁灭性或恶魔性的力量；或造成个体性心理发育的停滞或退化，危害个体或社会。晚年他对原欲概念进行了补充，说原欲还包括“爱的本能”。巴赫金强调“在指责弗洛伊德主义是‘泛性论’的同时，不应该忘却弗洛伊德的‘性欲’一词有着这种新的、特别的宽泛的含义”。^[3]但现代学者在使用“原欲”概念时，往往将之等同于“性欲”，忽略了“爱的本能”。陈思和以“恶魔性”来辨析原欲，他说：“今天的社会发展中，原欲当然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里，性压抑并不能构成人的生命原欲的全部内涵，所以当我们借助恶魔性因素来解释‘原欲’这个汉语单词，我想，这个词不应该解释成‘原始的欲望’（仅仅指‘力比多’），而应该解释为‘原型的欲望’，即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构成的几种基本的欲望目标和形态。”^[4]并以之分析阐释张炜、莫言等的家族叙事。

“恶魔性”并非贬义，歌德认为浮士德最具恶魔性，而不是靡菲斯特，因为浮士德的行为是积极性的，“凡是不断努力的人，我们能将他搭救。”^[5]歌德的“恶魔性”是一种积极进步的、推动历史前进步伐的力量，它具有毁灭性，但它毁灭的价值具有正反两方面，所以，他能得救。靡菲斯特的恶是人的动物性中的原欲与原恶的极端释放和宣泄，是理性和正义无法搭救的。恩格斯认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须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6]这是对“恶魔性”最好的注解。田小娥以“恶之花”的形象出现在白鹿原，以女性的自然方式（原欲）向封建礼教和封建伦理秩序发出挑战，亵渎了儒家文化的价值理念和乡约、族规。

在白鹿原上，田小娥是第一个以生命原欲的力量动摇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女性，以她为核心，黑娃、鹿子霖、白孝文等男性以各种方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破坏力，瓦解了白嘉轩在白鹿原上的家族统治。《白鹿原》演绎的民族秘史以白嘉轩七娶六丧的豪壮拉开帷幕，一个具有顽强意志和旺盛生命力的男人为了繁衍生息在与命运搏斗，白嘉轩像俄狄浦斯一样逃不脱“丧妻”的厄运，白家三代单传，男人都难活过50大关，传宗接代成为白家所面临的严峻考验。文本对白嘉轩死去的六位妻子的出身、形貌、性格都有描述，而且写出了这几位女子不同的性行为习惯和性心理，以此隐喻两性关系和种族延续的责任主要靠男人，男人负责种族的延续和血统的纯正，女人是种族延续的物质载体或工具。白赵氏说：“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7]这段话历来被作为宗法制社会戕害女性的罪证，白赵氏成为宗法制家长的象征，也被称为被封建礼教“异化”的女性，其实，白赵氏只是揭示并认同了中国的封建宗法制观念的实质。白家祖上出过举人、为族人请命的英雄，祖德没有问题，白家遭“丧妻”劫难的深层根源是什么？这成为白嘉轩和冷先生的困惑，于是才有了巧换风水宝地的故事。

仙草在白家的地位很独特，她是白家的功臣，但却不是白家心仪的媳妇，是不得已的选择，娶她的目的就是传宗接代。她是山里上流家庭出身，父亲原是白家中药材收购店的伙计，白家遭难后，他代为打理中药店发家成为盘龙镇四大富户之一，与白家依然有主仆之分。白鹿原地处关中平原与秦岭的缓冲地带，地形地貌复杂，在农业社会，人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与土地质量的优劣成正比，川道——旱原——山地，以此类推。白家的头房媳妇是西原巩家的头生女，其他几位都是山外人，茶饭手艺、纺织技艺无可挑剔，而仙草不会织布。仙草婚后一年顺利生下头生儿子，奠定了她在白家的地位，白嘉轩作为族长祭祖时“那种两头发慌发松的病症”也不治自愈。仙草带来的罂粟种子也使白家的财富迅速累积，成为白鹿村首富。

白嘉轩与“仙草”的结合，完成了他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角色转变，“仙草”指代白嘉轩雪夜里在鹿家慢坡地挖出的形似白鹿的植物，指代具有旺盛生育力的女人，指代与黄金等价的罂粟。白家把人财两旺归结于迁坟。在原欲得到充分满足之后，白嘉轩开始以各种方式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想让自己的名字“与祠堂和学堂一样不朽”。与鹿子霖一起救助李寡妇，赢得“仁义白鹿村”的美名；与鹿子霖联手修祠堂、办学堂；带领村民修补围墙抵御白狼的侵扰；在村里实践乡约理念，使白鹿村成为“世外桃源”，家族承担着维护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的责任。“乡约”是儒家文化的民间化、通俗化形态，以教化为主，辅以严格的违约处罚条例，具有极强的现实操作性。乡约的推行，使偷鸡摸狗、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等事，彻底绝迹，连女人奶孩子都自觉地囚在屋里，人人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说话声都柔和纤细了，颇有传说中“大同世界”的景观。“交农”事件中，家族势力与新型民族国家政权打成平手，但白嘉轩却受到县长专程拜访，并受邀参加了县第一届参议会。

田小娥，这个罕见的漂亮女人打破了白鹿原的宁静平和。她原是举人老爷的小妾，因不满自己性工具的悲惨境遇和家庭冷暴力，与黑娃由性而爱，黑娃在她被休回娘家后将她带回到家乡。两人的婚姻违背了封建礼教和族规乡约，白嘉轩不许他们进祠堂拜祭祖先。白、鹿两家的下一代都到了婚配的年龄，鹿兆鹏被父亲三个巴掌扇进了洞房后便失去行踪；白孝文婚后纵欲遭到父亲严词训诫；白灵在西安与鹿兆海自由恋爱，一纸退婚信退掉了媒妁之言的婚约，白嘉轩退赔彩礼，受人羞辱。黑娃不顾父亲和白嘉轩的百般劝说和威逼利诱，带小娥住进了村外的破窑洞，靠打土坯买了九分六厘缓坡地。窑洞外树苗绽出新叶，鸡叫猪哼生机勃勃，田小娥养鸡、赶集、纳鞋底，过着甜蜜幸福的农家生活。看到她袅娜的身姿、提着装了绿菜的竹条笼儿、迈着轻快的脚步走过街巷，兆鹏媳妇不由忌妒、眼红。鹿兆鹏对顶住宗族族法压迫、实现婚姻自主的黑娃由衷赞赏、佩服。黑娃火烧粮台、闹农协、当土匪等后事都因婚事而起，鹿三后来杀死小娥是因为她祸害了黑娃和白孝文。因婚姻问题导致的抗争，都不同程度地动摇了家族制度的根基，鹿家兄弟与白灵以现代自由民主的婚恋观相对抗，白孝文婚内纵欲的危害比较小；黑娃和田小娥出自生命原欲的反抗，及他们婚后甜美的小日子具有示范性，对家族制度的冲击最猛烈。

黑娃与田小娥偷情是原始生命力激发的非理性行为，是人类原欲中性欲的爆发，属原罪中的“任性”和“嫉妒”。郭举人年近七旬，有大小两个女人，大女人陪他说话儿睡觉，小女人负责全家每天三顿饭，及其性需要和养生（泡枣）。三个长工每晚都在对小女人的想象与玩笑中进入梦乡，黑娃陪举人老爷骑马遛鸟、被小女人使唤，也招致另外两个长工的嫉妒和取笑，这是动物性的表征，三个青壮年男子每天守着一个青春美貌、饥渴寂寞的女人，面对这种违背自然规律和法则的社会不公，人的“原恶”被激发出来，就像《红高粱》中我爷爷和我奶奶听命于人的自然生命力的张扬一样，黑娃将这种“恶”的潜力变成了行动，触犯了现行社会的道德规范，造成了对现行婚姻制度的破坏。结果田小娥被休，黑娃也险些送了性命。患难中两人的情感得到升华，经田小娥父亲同意，两人结为夫妻，也算“半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小娥的名声显然有悖于仁义白鹿村的称号，他们不被宗祠和父亲接纳。黑娃被看作无辜者，小娥成为当然的诱惑者（夏娃或蛇），黑娃背负起丈夫的责任，就站在了家族文化的对立面。对个体来说，动物性和文化性存在着先天的矛盾，似乎不可调和。家族以礼教的名义赋予男性“始乱终弃”的道德优先权，男性拥有“学为好人”的权利，“乱”则注定了女性的悲惨命运。自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开始，这一文化传统延续了一千多年，女性的反抗之所以坚决激烈，就在于社会没给她们“改正”的机会和希望。白嘉轩连娶七房女人，是大孝；田小娥遭人唾弃，是因为“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