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的历史背景是清末民初到新中国建立，叙事通过人物命运的交代将历史延伸至“文革”和新时期。1903年，严复在译著《社会通诠》自序中说“中国社会，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3]白鹿原就是一个具有鲜明宗法制村落文明的乡村社会，村庄的日常秩序由族长和当地有名望的乡绅共同维持，一旦出现宗族内部无法解决的问题，才会诉诸官府，而官府也默认并鼓励宗族村落中宗族和乡绅的权利和自治性的管理方式。在白鹿村，白嘉轩是族长，他和鹿子霖、冷先生等颇具名望的乡绅维持着村庄的日常秩序和管理，朱先生是白嘉轩的精神导师，负责规划和指导白嘉轩等将儒家文化理念运用到乡村社会的运行和管理上。白鹿原是典型而稳固的封建宗法制乡村社会形态，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朱先生是身兼“天道”与“仁义”的乡村圣贤，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象征，他终生恪守儒家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白嘉轩称他为“圣人”，他的一生完美地体现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文精神和道德理想。他只身劝退过20万清兵，公开发表过震惊全国的“白鹿原八君子抗战宣言”，断然拒绝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岳维山500块大洋换取他“拥蒋剿共”一纸声明的要求。他不介入任何党派之争，对政治保持超然的态度和史家客观公正的立场。

作者在文本中没有对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现代民族国家进行详尽的分析和描述，只在“交农事件”后借白嘉轩的经历交代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民主和法制建设，用白嘉轩的茫然无措映衬出辛亥革命胜利后，现代国家理念根本不被普通百姓理解和认可，而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就出现了国家理念被歪曲或被利用的情形，蒋家王朝覆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治的腐败，致使民心丧尽；无独有偶，以鹿兆鹏、白灵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他们浴血奋战取得的胜利成果，竟被白孝文这样的革命投机者窃取，白孝文的行径较之岳维山、田福贤之流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待黑娃赶尽杀绝的做法充分暴露出他残忍冷酷的本质。

朱先生和白嘉轩都是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上审视社会和历史变迁的，他们见证了宗法制度和儒家文化在白鹿原衰亡的过程，见证了国民政府由新兴政权到因政治腐败、赋税沉重而覆灭的过程，以及共产党艰难地成长与壮大，进而取得全国胜利的过程。朱先生和白嘉轩以自己的文化人格和伦理精神殚精竭虑地捍卫儒家文化，却依然无法阻挡新的历史潮流。文本在对儒家文化的礼赞中无奈地谱写出一曲凄凉的挽歌，既流露出对传统儒家文化深深的眷恋，又表现出对以白鹿精神为象征的传统文化的衰亡无力挽回的怅惘与哀伤，揭示了国民党的现代民族国家理念在中国由盛而衰的历史必然。

朱先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态度是随着历史和社会发展逐渐转变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对国共两党的革命宗旨“抹码”不清，却赞同他们“扶助农工”的观点。农协潮起潮落，朱先生始终保持缄默；国民党疯狂镇压农协会员，他仍然保持不介入不评说的超然态度，白嘉轩再三追问他对时局的看法，他才说“白鹿原这下成了鏊子啦”；白嘉轩被黑娃的土匪手下打折了腰杆，朱先生超然地说“这下是三家子争着一个鏊子啦！”^[4]在朱先生看来，在白鹿原上，土匪是和国共两党并列或相抗衡的一股势力，三家都在争夺原上的资源。鹿兆鹏被营救出来转移到白鹿书院，他要朱先生预卜国共两党的结局，朱先生说国共之争是“公婆之争”，两家都以救国扶民为宗旨，自相残杀无非是为“独占集市”，因此他不大注重结局。白孝文、岳维山和鹿兆鹏在白鹿书院偶遇动了家伙，朱先生劝阻未果说：“看来都不是君子！”国民党赈济灾荒的义举，他踊跃参加，共产党人鹿兆鹏也得到他真诚的救助，他站在儒者的角度审视着国共两党的争斗，双方有益于人民的事，他都赞同。鹿兆海死亡的真相改变了朱先生的政治立场，使他看清了国民党在民族存亡的关头打内战的真面目，他在县志“民国纪事卷”称呼徐海东部为“共军”而不再沿用之前的“共匪”。朱先生临终前不久，黑娃问及天下之事，他断然肯定：“天下注定是朱毛的。”他对国家未来局势预测并非神秘的卜卦或臆测，而是从现实生活实际出发的推论，国民党为“剿共”征丁征粮，官场贪腐，导致土地荒芜、村舍凋敝，老百姓一年纳的皇粮超过了往昔十年的，国家对百姓不仁不义，而朱先生和家族政治却无能为力，当时能与国民党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只有共产党，而且延安“清正廉洁，民众爱戴”，因此他断定共产党会得天下。他预测天下局势的思想基础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5]，共产党深得民心，取得天下是必然的。

白嘉轩在日常生活中总是以朱先生的言行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每遇大事，必求教于姐夫。他听从朱先生的教诲犁掉罂粟种庄稼；在朱先生指点下，他和鹿子霖化干戈为玉帛义助李寡妇，为白鹿村赢得“仁义村”的美名；皇帝退位后，他在白鹿村实践着朱先生拟订的乡民日常行为规范《乡约》，教民以礼义；他鸡毛传贴发动农民“交农”以抵制县府坑农的印章税；他远离政治，无论时局如何变化，都以乡约和族规约束、惩戒族人，他为人刚正强硬，惩治了违反族规的长子白孝文，建六棱塔镇住了田小娥的冤魂，尽心竭力地维护着宗法制乡村的社会秩序；他从不接受官方的任何职务，也让孝武设法躲避总甲长和保长的差使，依仗白孝文的势力成为免征户后，他关闭祠堂，宣布自己对兵荒马乱的世事无力回天，彻底退出了白鹿村的权力之争和政治舞台，也宣告了宗族文化在乡村的衰败；游击队洗劫白鹿联保所，白嘉轩发现老几辈的仁义百姓、老老诚诚的农民都随了共产党，才意识到共产党势力的强大与深入人心。他以宗法制家族文化的价值理念对抗新兴的政治力量，最终无奈而感伤地退出了乡村政治舞台，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在普通农民的广泛支持下取得胜利的。

从阶级分析的观点看，鹿三是贫雇农，应该是最革命的阶级，但在小说中，他是白鹿原上最好的长工，以诚实的劳动换取粮食、棉花和尊重，“交农”事件中，他勇敢地站出来，那一刻他感觉自己成了白嘉轩。他将违反族规的黑娃赶出家门，黑娃闹农协，他气愤地要除去儿子，并亲手杀死“祸害”了黑娃和白孝文的田小娥，他是封建礼教和儒家伦理秩序最忠实的践行者和维护者，是家族政治和权威的捍卫者，他心里只有宗祠和家族，没有丝毫现代民族国家和阶级斗争的概念和意识。

文本从儒家的伦理规范出发，在讲述家族历史的同时，照应了皇帝退位、军阀混战、第一次国共合作、“清党”、肃反、抗日、解放战争、土改等历史事件，半个多世纪的革命风云通过白、鹿两家的家族命运折射出来。这种以乡村士绅为主角的历史叙事，突破了革命历史叙事以革命英雄为主角的模式，以田小娥为核心的性爱故事成为文本情节发展的原始推动力，张扬了人的原始生命力与民间文化的生殖崇拜，揭示了中国农村社会普通人在社会转型期隐秘的心灵史和精神裂变史，开创了全新的“历史·家族”叙事模式。

（作者单位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注释】

[1]白烨.作为文学、文化现象的“陕军东征”[J].小说评论，1994（4）：64.

[2]张英，陈忠实.白鹿原上看风景——关于当前长篇小说创作和《白鹿原》[M]//冯希哲，赵润民.走近陈忠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200.

[3]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33.

[4]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275.

[5]孟子·尽心下[M]//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