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放区文学开始，阶级话语就成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本话语体系，在革命历史题材的文本中，阶级就像标签一样贴在了人物的身上，从政治立场、思想意识、文化精神、语言方式、人物的外貌服饰等方面严格区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梁斌的《红旗谱》以及赵树理的小说都带有鲜明的阶级烙印，连柳青的《创业史》这样反映农村合作化的作品也受到阶级话语的影响，打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白鹿原》是陈忠实创作成熟期的作品，记述了自清末民初以来，旧民主主义建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和家族权利的不断蚕食与改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在与各种敌对势力的斗争中如何赢得民心，进而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壮举，以及宗法制社会形态和文化价值理念如何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解体的过程。陈忠实摆脱了党派史观和阶级史观的影响，从民族文化史观出发，考察和反思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命运，他没有用“地主与农民”二元对立的阶级模式来结构文本，他深刻认识到在白鹿原上，人们面临的根本问题是生存与繁衍的问题，最根本的矛盾是家族矛盾，是地主阵营内部的矛盾，即白、鹿两家的矛盾，而不是阶级矛盾，文本真实而客观地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

文本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叙述一是通过白、鹿两家子女们的革命斗争经历来表现，二是以原上的老一代，如朱先生、白嘉轩、鹿子霖、冷先生等在革命时期的处世态度和他们对国共关系的评说来表现。作者显然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为主线的，皇帝退位、国民政府成立后出现的交农事件、白狗军围困西安城等都是故事的铺垫。白、鹿两家的年青一代分别参加了国共两党，鹿兆海是国民军人，他的故事只是在与白灵和鹿兆鹏及白鹿原有关时才有所交代，而以鹿兆鹏和白灵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白鹿原上的艰苦斗争基本是正面描写，鹿兆鹏以校长身份为掩护烧毁军阀白狗军的粮台，与黑娃等十八兄弟成立农协，在原上开展武装斗争，带领三十六军突围，与国民党县党部的岳维山和白孝文斗智斗勇，策反黑娃和白孝文等起义，和平解放滋水县城等革命斗争，文本都有细致的描述，但作者对其内心世界却极少涉及，使之稍嫌概念化。白灵是文本中唯一的女共产党人，在革命最艰难的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她参加过学生运动，做过党的地下工作、部队宣传与文化工作等，却在“肃反运动”中被自己人当作国民党特务杀害。白灵的悲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污点，是极“左”路线横行的结果，她与鹿兆海的死因都是国共两党掩饰与逃避的历史问题。黑娃是文本中唯一具有朦胧的阶级意识和反抗意识的青年，在鹿兆鹏引导下，他的反抗由自发走向了自觉，农协失败，他加入习旅成为革命军人，武装起义失败后又沦为土匪，打家劫舍，后来被县保安团收编，皈依儒教，拜朱先生为师“学为好人”，新中国成立前夕，与鹿兆鹏一起策划实施和平起义，解放了滋水，最终竟被窃取革命胜利果实的白孝文残忍杀害。黑娃的人生经历和革命斗争史复杂曲折，用阶级观念很难评价。《白鹿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叙述主要是通过他们三个人的故事来表现的，他们在白鹿原上掀起一次又一次波澜，从反抗封建婚姻制度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动摇了封建宗法制度和家族权威，推动白鹿原走向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