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段1：如众所知，中国20世纪小说史上有不少已被学界承认的小说流派，但遗憾的是却多少忽视了秦地小说世界中的流派现象。这种流派现象类似于“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大抵都是作为文学（艺）流派的延安文学（艺）深刻影响下的子流派、次级流派。这里尝试将之命名为“白杨树派”。它孕育于延安文学（艺）运动，初成于20世纪中期，深植于坡沟山峁塬畔，它主要以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为代表，晚近则有路遥、陈忠实、京夫、邹志安、李天芳、赵熙、高建群、贾平凹（前期）、蒋金彦、文兰等在某种程度上的承继和发展，并构成了具有一定开放性的流派“方阵”。^[5]这个小说流派的命名，显然与茅盾著名散文《白杨礼赞》有关。简言之，所谓“白杨树派”，是从秦地小说的创作实际出发，主要参照茅盾《白杨礼赞》及其他有关诗文所提示的精神特征和审美特征以及评论界已有的相关成果，而郑重命名的一个小说流派。这个小说流派基于三秦文化传统和革命文化的交融，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流派特征，即像生长于大西北的白杨树那样，具有逼人的刚气、豪气和土气，既淳厚、质朴、正直、刚劲，端肃、雄健、峭拔、顽韧，又保守、忍苦、克己、无奈，孤寂且复苍凉，困窘且复麻木。“白杨树派”的老一辈作家多从肯定层面着眼，倾力揄扬“白杨”精神，而新一代作家（并非秦地所有作家）则注意全息把握，倾力状写“白杨”的复杂，且较多透入否定层面，加强了反思色彩。但从整体性或主导方面来看，“白杨树”的那种攒劲向上、不畏风寒沙尘暴雨，竭力与恶劣的生态环境抗争，从而努力追求在黄土地上自由、幸福而又诗意地“生存”的精神，对秦地小说影响极其深远，并对其美学风貌产生了决定性的制约作用，苍凉、悲怆总掩不住奋发和荣光，刚韧雄壮的力之美透现出独具风采的西北风情和拥抱崇高的审美基调，形成了“白杨树派”独特的平凡而又壮伟、普通而又奇崛的文学流派风格和相应的地域文化色彩。

段2：陈忠实对前辈作家也持虚心学习的态度，并经常性地和师长们交流。^[6]比如，中篇小说《初夏》发表后，他便向王汶石求教，两人都在信中恳切地谈了自己的体会和看法。王信中写道：“首先使我感到亲切和喜悦的，是你的作品保持着陕西作家在描写农村生活、处理农村生活题材时的那种传统的现实主义风格，那种洋溢着渭河平原农村浓郁的生活气息的风格。”陈信中写道：“我一直生活在美丽富饶的渭河平原的边沿地带。我十分喜欢这块土地。若能用笔描绘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生活与希望，革命精神和淳厚的美德，不倦的进取和悠久的传统，我感到幸福。”^[7]善写渭河平原构成了王陈二人相知的基础。王汶石看重的是作家与那片热土之间的亲密无间的情调和气氛，而这也恰恰是陈忠实认同的东西。可是，如众所知，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开始与描写对象拉大了距离，给予冷静的凝视和反思，这就导致了艺术上的“变法”。然而在这种创新求变的追求中，也有前辈作家的创作经验的启示和反复鼓励以及强调创新的叮咛。

段3：与其强调思想家的理性，毋宁强调文艺家的感性，秦地作家由此获得了较大程度的文学自觉。一方面这种自觉必然建立在对既往古代传统文化和现代革命文化的双重反思的基础上，另一方面这种自觉又迫使作家在“人”与“文”的关系中进行极其艰苦的求索和创新。在三秦文化传统中最具特色也最为人称道的古典文化和革命文化，都曾给秦人带来极大的荣耀和福音，都曾以强势文化的威力占有了秦人全部心灵。但如众所知，古老的三秦文化也曾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其中的封建硬核常常在社会各层引发癌细胞的扩散，制造出形形色色的人生悲剧。而从延安崛起的革命文化，在赢得了巨大的辉煌后，也被蒙上了不少灰尘，当“继续革命”的声浪在“文革”中直冲霄汉的时候，使人几乎看到了末世的衰败结局，荒诞的阴谋文艺为无耻的罪恶抹红贴金。面对秦地和整个民族的历史，秦地作家愈是醒觉，愈是感到庄严和沉重，愈是感到诱惑和困惑。与之相应的小说创作也总有并不轻松的反思和悲愤交加的情感。读贾平凹的《浮躁》、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赵熙的《女儿河》、蒋金彦的《最后那个父亲》以及秦地新时期初始不久的《心祭》（问彬）、《惊心动魄的一幕》（路遥）、《晚唱》（贾平凹）等长短不等的小说，都能够体察到作家的双重反思和复杂心情。尤其是在陈忠实的《蓝袍先生》和《白鹿原》中，对古代文化和革命文化在秦人命运及历史变迁中显示出的复杂的文化功能，做了非常深刻的描写，其间纠结着作家的深沉和无奈。我读时曾被感动得泪眼模糊，又忧愤得叹息不止。由此深深感到了秦地作家的“复杂”。这种复杂的感受是读老一代“白杨树派”作家作品所很少有的。那种单纯的透明感固然也是审美感受的一种形态，但在“陕军”的日趋复杂、多所探索的作品里，这种形态被淡忘乃至消解了。^[8]倘用色觉来表述对20世纪秦地小说的三大文学现象的印象，那大约就是从火红浅蓝到大红大绿再到赤橙黄绿青蓝紫诸色杂糅。之所以秦地小说自新时期以来会出现这种杂色的或多样化的状貌，自然与当年兴起的一发而不可收的“思想解放”运动密切相关。这样说不一定在表达“饮水不忘掘井人”，而是说这种思想解放和心灵自由的发展既带来许多有益的变化，但也带来了难以避免的迷乱甚至是精神的空虚。就在“陕军”崛起，光昌流丽、踌躇满志的时候，同时出现了创作上的某种危机和较大幅度的滑坡现象（有的作家当是有意识的沉潜）。在横向比较中，“陕军”的媚俗与粗鄙并非是最严重的，其文学水准虽未持续上升，但也还未跌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可是，“陕军”在创作思想上的迷乱、艺术技巧上的粗放以及某些人明显媚俗的作态^[9]，毕竟应该引起“陕军”的重视。固然文学发展的历史曲线总是有高有低，但这次在巅峰上忽有摇摇欲坠之感并陡然开始滑跌的态势，却让人有些于心不忍不甘。盲目乐观的调子还是少唱。丰富多彩的感受固然美好，但复杂万端的感受却往往会破坏这种美好。我们担忧的不是某种外部力量会颠覆“陕军”，而是“陕军”自己以极端的复杂或放任，消解了自己赖以维系文学生命的文化之根和人文精神，从而也消解了自己原本深厚的有再生力的地域特色。

段4：说来颇可玩味：进入“关中”思稳定，进入“陕北”想革命。这种历史文化现象早已将“西安”与“延安”的不同昭示给了世人。陕北窑洞中的血泪最易培植造反的火种，关中房舍中的心田则最易植下儒学的根苗。那种入世济世的人文精神，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良史笔墨，那种忧患意识制约的作家情怀，都很容易从关中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与司马迁同乡的杜鹏程，亦用良史的笔墨来书写战争风云，那种以笔为武器、发愤著书的劲头也有直追故乡先贤的味道。读他的《保卫延安》这部具有较高成就的战争史诗，读他的《在和平的日子里》这部颂扬创业、守业的奋斗精神的作品，都很容易使人想起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以及这种传统在革命名义下的继承与转换。还有那位住在灞水附近的陈忠实，通过关中文化对他的先期占有和他后来对关中文化（其中有相当著名的儒学流派——关学）的追寻，使他成了一位典型的带有儒生风范的当代作家。他那忧患不已的作家情怀表现在他对中国革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换言之，陈忠实早在少年时代就领受着白鹿塬^[10]及其周边的关中文化的滋养，长大后，尤其是在准备创作《白鹿原》的时候，他以极大的热情去发掘着关中文化。他查阅了许多地方志书，在民间进行了广泛的采风，结合自己的观察和体验，记下了大量的材料，从而获得了远较一般历史教科书丰富而又真实的东西，找到了回归历史真实、超越观念教条的途径。^[11]

段5：外来的知青作家对秦地乡土文化的不同观照，似乎已可说明其“土”颇有意味，那么在秦地本土作家那里就显得“土味”更加浓郁了。其情形正如秦地评论家王愚指出的那样：“陈忠实、贾平凹、路遥等我省一批知名的小说家，他们其实也一直在借鉴外来的东西，而他们的作品更具有本土的、本身的丰富性。立足于乡土，在这块土地上不断深入思考，对于这块土地的历史变迁、现实变化不断加以把握，恐怕任何时候都是一个作家终生的追求。”^[12]对秦地人及作家的印象以“土”为显，以“洋”为隐，这大约成了某些人的思维“定势”。提起陕西人，就以为是头戴白羊肚，扭起秧歌舞，憨憨实实、木木讷讷的样子；提起秦地小说，就以为是黄土高坡几眼窑洞中男男女女的悲欢离合的故事，现实主义的，手法也陈旧。其实情形远比这种印象复杂。何况即使就“土”气或“农民化”而言，问题也绝非简单。^[13]在秦地，成名作家既多来自乡间，那么要求他们撤离他们最熟悉的生活基地、创作基地显然是不现实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开掘他们脚下的黄土地。鲁迅在故乡土地上发现了整个民族的文化真相，福克纳在故土“邮票大的一块地方”展示了民族的历史风云。在这种意义上看秦地小说家，如郑伯奇、柳青和陈忠实等，也许就会发现郑有点似“漂萍”，柳则似“白杨树”，陈则如枝繁叶茂的“灞柳”。郑是在漂泊中观照人生的，未曾着意打一口深井，这的确令人感到遗憾；柳早期也带有漂泊意味，虽然试图扎根写出力作，但限于种种条件未能如愿，直到他扎根长安皇甫，才写出挺立如白杨大树一样的作品《创业史》；陈虽有“文革”中陷入创作误区的经历，但他一旦醒悟，就感到了脚下土地的重要，特别在他营构《白鹿原》这部巨著时，他一方面努力充实自己，同时另一方面更是不要命地勘察自己以为已经熟悉的这方水土，结果这方水土培植起了一棵绿意葱茏的“灞柳”。据他本人的介绍，他关于民族命运的思考已经在《蓝袍先生》中得以体现。但他意犹未尽，深深追寻的结果便鼓舞起自己去进行大的创造。^[14]综观秦地成名的小说家，都有比较稳固的“创作家园”或“创作根据地”，并以之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从中充分地汲取本土文化的滋养。

段6：时至20世纪80年代，关中平原上又冒出一位具有良史之才的作家陈忠实，他对民族命运及民族秘史的巨大关注，使他成就了一部也具有史诗品格的《白鹿原》。这部作品酝酿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写成于90年代前期，经过了数年辛勤的努力。作者显然是要探寻历史的奥秘，真正“忠实”地把握住历史本身的丰富和复杂，同时注入反思历史的鲜明的时代精神。这也需要相当的魄力和勇气。他曾想用《古原》这个名字来命名这部作品。^[15]他的冷峻目光已表明他不是要创作一部传统意义上的规范的史诗，而是要营构一部带有强烈文化色彩和批判意味的史诗的变体。有论者鲜明指出：“《白鹿原》是一部富有新意的史诗。”其“新意”表现在：第一，作者视点高远，以通古今之变的“诗人之眼”，审视从清末到20世纪中叶这段复杂的历史，努力在更真实的层面上，展现历史生活的本来面貌，叙述人物的悲欢离合生死沉浮，揭示出中国历史的具有恒久性的本质，成就了一部我们民族的“秘史”；第二，《白鹿原》不像以往的史诗性作品较为单一地叙描人的理性行为，它深深透入了人的非理性世界及其对历史和人生的巨大影响之中，显示了人性与历史的复杂性；第三，作家以敦厚之心谛视民族苦难，以反思的精神正视悲剧性的民族历史，在悲悯与反思中将传统情感与现代情感结合起来，借以彰示中国历史的本质，寻求民族救赎的途径。^[16]这里对《白鹿原》带有新变意味的史诗性的体认，确实可以说明史诗作品并非只有一种模式。……陈忠实尽管力求重新建构“史诗”，包括在小说结构、心理描写、细节刻画和语言运用上的艺术创新，但他确确实实在秉承太史公司马迁的“信史”精神。他在历史、文化、人生面前都坚定地守住了他自己的名字——忠实！这是与太史公司马迁在心魂上的相通。宋人黄震评司马迁的“信史”精神时说：“今迁之所取，皆吾夫子之所弃，而迁之文足以诏世，遂使里巷不经之说，间亦得为万世不刊之信史。”^[17]老实说，只要有了这种“信史”精神和对艺术的忠诚，那么历史和艺术也就会厚待作家。至于作品是否在国内国外获什么大奖，倒是非常次要的事了。应当说，秦地有志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太史公司马迁及其优秀的史传文学传统，该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

段7：像“德顺爷”这样的道德化身，在秦地也不罕见，尤其是在传统儒家文化影响深广的关中地区。陈忠实《白鹿原》中的朱先生、冷先生和那位腰杆挺直的白嘉轩，大抵都是这样的道德化身。鹿三，这位忠诚的仆人，应该说以果敢地击杀淫乱的田小娥（他的儿媳）也进入了“德顺爷”系列。他们的精神境界无疑都有崇高的一面，使人领略着秦地古老文明中道德风范的奇异光彩，然而同时也让人深深感到这种建立在封建文化传统基础上的道德的沉重。这种沉重在《白鹿原》及其先导性的预制之作《蓝袍先生》等作品中，都是很值得关注的。

段8：直到最近几年，秦地作家才较多地关注潜意识，任情恣性，放胆涉写滑入脑际的种种奇诡荒诞的意象，相应的，“神话”色彩也便增多起来。比如《白鹿原》，有人径以“神话”目之，撰文加以剖析。文题即为《神话的诞生与死亡——〈白鹿原〉神话解读》。^[18]但此文所说的“神话”完全是在贬义或批判意义上使用的：“陈忠实的尴尬，是神话死去后的尴尬。神话，它意味一种绝对统治的存在，认为一切事物都不过是它的演示。在作品中，儒家文化具有神话的作用和意义，可是它最后却面临分裂的厄运。陈忠实所持的文化视角，也因其不能真实地道出个人命运的真相，进而达不到对民族命运的真实把握而失去了对史诗效果的追求，从而宣告了这种神话化了的视角的破产。”^[19]与这种看法相反，也有论者很看重《白鹿原》的文化意蕴和神话传说的渗透而来的象征意义：“陈忠实这部辉煌的杰作中有关白鹿的传说和描写，其实反映的正是一代又一代白鹿原人对没有饥饿没有痛苦没有敌视没有争斗的理想生活的憧憬和梦想，这里包含着他们面对苦难的无奈和无可告语的悲哀，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陈忠实对我们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对民族苦难的体察、对民族拯救的焦虑”，这位论者还指出白鹿在不同的白鹿原人心目中的不同意义，以及白狼、天狗这些与白鹿同样具有神话色彩的动物所具有的象征意义。^[20]一部作品出版后能引起普遍关注和认真的争议，应是好事，尤其是对带上“神话”色彩的作品产生不同的看法是很自然的。直至目前人类对“神话”本身也还异说纷纭。而在笔者，却很看重作者对来自民间的白鹿等神话传说的再造。白鹿原的“白鹿”传说，与上古神话或图腾传说有密切关系，其间经过多少代像白灵奶奶那样的人口口相传，而成为乡民们心中的信仰或理想的吉祥象征。^[21]这只神奇的“白鹿”，会令人遥想那只在炎黄二帝时代就出现的神鹿。传说炎帝幼时，名叫榆罔（一说是为八代炎帝）。随生母安登迁至姜水，为了给病弱的母亲补身子，榆罔曾身披鹿皮扮成小鹿，奶得白鹿之乳，吐入葫芦里带回让母亲饮食，遂使母亲得以康复。在这里，神鹿赐奶救命与赞美亲情将神道和人道统一了起来（这甚至会使人想起贾平凹长篇《废都》中的那头神奇的奶牛），显示出创构神话传说者自身的生存理想。像这类关于炎黄二帝的神话传说在秦地流传很广，在典籍中也有记载。^[22]据有人论证，秦地最早活动的炎黄部族基本可以并入周人的体系，而周人的取代者秦人也发迹于陕甘一带，并使秦中（关中）成为帝王州和文化重镇。^[23]，也许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历史渊源，在秦地盛传着关于炎黄二帝的神话传说。于是炎黄神话传说中的语义愈益彰显：救命救世创业守业而已。但是这又多么美丽，多么诱人！秦地神话传说的丰厚（各类神话传说故事已被编为巨型总集）与传承，似乎也如“白鹿”一般使秦地小说得到了较早的滋养。

段9：陈忠实只是偶尔在写陕北来到关中的“四妹子”那样的女子时，才让她唱些信天游，可是，当作为作家的他越来越懂得“游”的重要的时候，撒欢的艺术想象力就会将他引向《白鹿原》的阔大时空和人性隐秘的世界。从《蓝袍先生》到《白鹿原》，也许正如“信天游，不断头”的艺术思维那样，既已抽出丝来，就要织成一匹锦缎。

段10：陈忠实在中篇小说《康家小院》中也写婚俗，在婚礼上，新娘玉贤被闹婚者折腾得够呛，喜则喜矣，却显出了几分猥亵或过分。如吃宴时要让新娘新郎不住地灌酒点烟，还要让新郎当众“糊顶棚”（即用舌尖贴纸于新娘口腔上腭）、“掏雀儿”（即用手伸入袖里去摸新娘之乳）。陈忠实在中篇《四妹子》里对“文革”前的婚俗介绍颇详。其中通过四妹子二姑的话，将关中一怪即“大姑娘嫁人不对外”也做了介绍：“二姑告诉四妹子，关中这地方跟陕北山区的风俗习惯不一样，人都不愿意娶个操外乡口音的儿媳妇，也不愿意把女子嫁给一个外乡外省人，人说的关中十八怪里有一怪就是：大姑娘嫁人不对外……”至于《白鹿原》第一章写“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那真是奇异的乡村性文化景观：男人留“后”的欲望居然那样强烈、那样顽韧，又那样愚昧，女人却那样微贱、那样薄命，又那样狭隘。娶的人用钱用物，娶来送去（埋葬），娶来送去，居然那般轻易！虽然我们不愿看到这种所谓“豪壮”之举，但我们想想乡村历史乃至宫廷历史，又觉得作家如此写倒很真实，几乎可以看作是以性文化为载体的一种寓言。

段11：作家在小说中无论是个别地还是复合地把握民间文化原型，都应充分发挥作家的创造主体性，有选择、有甄别，有浓挚的感情投入，有悉心的体味渗透。民间文化也许是个黑漆漆的深潭，把握不好，不仅难以重构出有魅力有意味的民间原型，而且可能被导致眩晕跌入其潭底的泥淖之中。盲目地认同民间文化，应被视为现代作家的一忌。秦地作家对此较为清醒。例如，陈忠实为《灞桥区民间文学集成》写序时即指出：“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纳污浊。在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封建文明、封建道德衍化成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社区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这一方地域上的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24]这种清醒的认识显然也有助于他深化和丰富《白鹿原》（其时正在创作中）的主题意蕴。

段12：秦地文化圈中的尚古氛围向来较为浓厚，就仿佛是那世界上保留最完整的古城墙留给人的深切印象，让人无法摆脱。身在“城”中（文化圈）的秦地作家对此似乎早已习焉不察，富于古色古香的地域文化特色总在散发着巨大的魅力。即使在新时期以来最讲开放的年月，秦地文化圈的尚古之风也未见得怎样减弱，古文化节一届届地搞，古迹旧址不间断地修，地方出版社及地方大学出版社多在搞出地方特色的观念支配下，对本土历史文化及相关的古代文化书籍总是抱有很大的出书热情，在秦地确实营造了一种相当浓厚的尚古的文化风气，浸淫着作家的心魂，对其小说创作产生了微妙的影响。比如，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史学丛书》中有一本《崛起与衰落》，只不过是讨论关中历史的一个小册子，但对陈忠实构思《白鹿原》的影响已由作家的自述得到了印证。他说：“我想重新了解一下我所选定的这个历史背景的总体趋向和总体脉络，当然我更关注关中这块土地的兴衰史，记得正当此时，国平给我说他有一本研究关中的名叫《兴起与衰落》的新书，他知道我是关中人也素以关中生活为写作题材。我读了这本书确实觉得新鲜觉得有理论深度，对我当时正在激烈思考着的关于关中这块土地的认识起到了一种启示和验证的良好作用。”^[25]对秦地历史与现实的了解，除了作家自身的生活体验，另一个主要途径就是读书。秦地文化“编辑圈”提供的精神食粮是带有地域文化特色的，这也自然会影响到作家。厚重的历史感、湛深的尚古情结、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昂扬的使命感等，便从《崛起与衰落》之类的书中走入了作家的心底，而这种文化传播的中介，便是编辑。应该承认，编辑在一方地域文化气氛的营造中，确实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个区域里倘有一批高水平的编辑并能充分发挥作用，那么这一区域的文化就易于活跃和发展起来。倘若一个地方真的成了“文化沙漠”，那就很难存在葱茏的“文学绿洲”；倘若一个省区的文化圈死气沉沉，风不调，雨不顺，那也就很难指望文学创作上的丰收——即使古代文化再雄厚，恐怕也无济于事。

[2]职茵.作家陈忠实谈手稿：自己留底稿，给对方复印稿[N].西安晚报，2016-4-29.

[3]这篇短文发表在美国《新华人报》（2014年6月21日），与肖易寒合作。

[4]笔者于20年前即1997年出版的《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中提及“陈忠实”姓名的地方多达78处，加上涉及其作品和注释中提及的，则超过200处。这里仅按行文先后择取12个片段。此处文题由笔者拟定。

[5]这个“方阵”还有复杂的一面，即对“白杨树派”进行消解的一面。这里仅从相通的一面立论。

[7]王玫石，陈忠实：关于中篇小说《初夏》的通信[J].小说评论，1985（1）。

[9]孙豹隐.繁荣陕西长篇小说创作访谈[J].小说评论，1995（6）.

[10]塬，据《辞海》解释，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一种地貌，四周为流水切割，顶面广阔，地表平缓，表面有片流侵蚀，但仍保持原始堆积平坦面的形态，是良好的耕作区。故“塬”异于“原”。作为地名，应为“白鹿塬”，只因“塬”字冷僻，少为人知，才变通为“白鹿原”。

[11]陈忠实.陈忠实文集：第5卷[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6.

[13]从很早就有“返璞归真”的冲动和学说。贴近大地和自然的“农民”生活方式，在历史的否定之否定之后，也许会螺旋上升达至一个崭新的境界。学界已有基于生态保护观念、天人和谐理念而竭力呼唤新农业、新农村的声浪，对此似乎不能一笑置之。

[17]黄震：《黄氏日钞》卷四七《史感》。《史记》既为历史科学著作，又为史传文学名著，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在小说方面，古代文言小说、通俗小说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史记》的影响。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748页。

[18]陈传才，周忠厚.文坛西北风过耳：“陕军东征”文学现象透视与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195.

[19]陈传才，周忠厚.文坛西北风过耳：“陕军东征”文学现象透视与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209.

[21]“白鹿”之“白”，亦契合远古的民俗意向。“白色”是作为纯洁、吉祥的原型而得到崇拜的，有罕见的白色禽兽降临，常被认为祥瑞。见陈勤建：《文艺民俗学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

[24]陈忠实.灞桥区民间文学集成：序[M]∥西安市灞桥区民间文学编委会编印：《灞桥区民间文学集成》，1990年版.

[25]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J].小说评论，1993（3）.引文中的“国平”指李国平，现为《小说评论》主编；“《兴起与衰落》”应为“《崛起与衰落》”。该书作者为王大华，当时为陕西师大历史系青年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