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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涉及性描写的作品的美学特征的把握，不仅受描写的大胆程度以及数量多少的规定，更决定于作者通过这种描写使作品在整体上显示出审美理想与道德理想的高度。在这方面，《白鹿原》也是成功的。

陈忠实在创作前怀着“中国在走向现代文明的同时，其中仍然有一个性文明的问题”的历史使命感，对如何进行性描写有过认真的思考。他认为这“不单是一个勇气问题”，而是“作家自己必须摆脱对性的神秘感羞怯感和那种因不健全心理所产生的偷窥眼光，用一种理性的健全心理来解析和叙述作品人物的性形态文化心理和性心理结构”，最终确立了“不回避，撕开写，不是诱饵”三条创作原则。^[6]由此可以看出，作者是以真诚的、严肃的态度对待性描写的。考察作品本身，我们发现他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从性描写的数量上看，尽管性描写在整个小说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但并不是每个人物都写性交。对朱先生、鹿兆海、鹿三等人物，几乎就看不到有性描写。而凡是有性描写的地方，都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揭示人物文化心理和表达作者的审美评价必需的。

有论者认为小说在开篇写了白嘉轩明媒正娶了七房女人之后，似乎所有故事情节与这一段性描写再也没有关系，她仅仅是作为一个“噱头”而孤立存在，是吸引读者、哗众取宠的一种手段。其实不然，在白嘉轩先后与七个女人结婚的新婚之夜，我们看到的不是性的渲染与丑恶，而是表现了在强大的男权主义文化中，在性隐秘与性禁锢中熏陶成长的女子们表现各异、本质相同的文化心态。另一方面，也是在表现民族的生殖图腾，渲染白嘉轩这位人格神强大的雄性能量，隐喻他的出现如何不同凡响，为进一步塑造白嘉轩的性格做了铺垫。

衡量性描写的审美意义，也不仅取决于性描写的露骨程度，而是取决于描写的目的和最终效果，要将其放在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中加以考察。英国心理学家霭理士在其《性心理学》中指出：“要知性冲动有一个特点，和饮食冲动大不相同，就是，它的正常的满足一定要有另一个人帮忙，讲到另一个人，我们就进到社会的领域，进到道德的领域了。”应该说，如果处理得当，选取“性”这一特殊的侧面来刻画人物性格，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很有优势的。在这一点上，《白鹿原》中虽然有大量露骨的性描写，但它没有把性描写作为终极目的，不是为写性而写性，而是使性描写服务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并且由此揭示出现实关系的某些本质方面。

就拿对“白鹿村乃至整个白鹿原上最淫荡的一个女人”田小娥的大量性描写来看，似乎有些地方写得太露。但我们认真分析便会发现其中并没有孤立的性描写，而是把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性、历史性结合起来，在表现民族性文化的同时，揭示家族文化的罪恶，表现作者的审美评价。田小娥既不是潘金莲式的人物，也不是常见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而是一个很有艺术特色与社会内涵的人物。

她做郭举人的小妾是被迫的，而在郭举人的眼里，她只是一个用下身泡枣补身的养生工具和高兴时泄欲的工具。她没有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起码的人格、权利和尊严，而只是一个“连狗都不如”的锦衣玉食的性奴隶。但她自己不满足这样的处境，“提到泡枣的事就像挨了一锥子”，她把泡枣偷偷扔进尿盆里的反抗尽管是恶作剧的报复，但也体现出她可贵的一面。后来她与黑娃的相遇和偷情，尽管带着过分肉欲的色彩，但毕竟是以性为武器的反抗，是闷暗环境中绽放的人性花朵，集中强烈地表现了她人的意识的觉醒。她和黑娃开始时是为了满足性的饥渴，是合乎人性和人道的，而在整个过程中，她没有嫌弃黑娃，愿意吃糠咽菜。由此可以看出，她所追求的不是安逸和舒服，而仅仅是获取作为人最起码的一点点生存权利，做一个名正言顺的庄稼院媳妇。和黑娃一起逃回白鹿村后，尽管人们不容她这样的人，但她也享受到了个人自由幸福的追求和实现后的欢愉。她不计名利、不守礼俗，只要是两心相知、两情相悦，她就交心付身，而且不顾一切，不管后果，一心一意，死心塌地，完全是一个重情女子的柔肠侠骨。然而就是这样一点微末的希望她也无法实现，黑娃出逃后，她像一只羊羔掉进了狼窝，无依无靠。她沦为乡绅鹿子霖玩弄的对象，虽然出于无奈，但也带有一种戏弄性质，社会遗弃了她，她也开始戏弄社会。在她走向堕落的深渊，听从鹿子霖的指使诱惑白孝文下水后，她却没有产生报复后的欢愉，反倒产生了同情和爱怜；在与鹿子霖狂欢之后却“尿了鹿子霖一脸”，表示了她对卑鄙人格的蔑视。小说通过鹿子霖胁迫小娥就范时的性心理、性行为逼真大胆的描写，既刻画了鹿子霖的贪婪狡诈，又表现了小娥的纯真以及为营救黑娃的自我牺牲精神。

总之，在性描写相对比较集中的田小娥这一人物身上，既有对她肯定的一面，也有否定的一面。她不甘心屈辱的地位，敢于反抗强大的社会政治、宗教文化和世俗舆论，执着于对美好生活和美好爱情的追求。就连死后，也要引发一场瘟疫，表达对旧文化的抗议，她的灵魂仍然跳出来申诉自己的冤屈，为自己的善良与纯洁辩护。镇妖塔，又何尝不是纪念碑，是她以自己不屈的身影，诉说着自己的坎坷与不幸。这一方面，作者是持同情、赞美和肯定态度的。而从另一方面看，她为虎作伥、诱骗狗蛋，沦为鹿子霖宗族斗争的工具，作者是持批判和否定态度的。从审美效果来看，通过这一人物形象，指控了虚伪吃人的伦理纲常，对被压迫者的人格尊严、美好人性与反抗意识的觉醒进行礼赞，对在政治上、人格上、肉体上摧残、蹂躏美好理想的恶势力予以无情揭露。就此而言，这些性心理和性行为，就富有了文化的深层蕴涵，蕴含着古老而又新鲜的反封建的意义，能够引发我们深刻的文化思考。

应该说，这样的涉性描写，是在力图涵容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以及社会历史内容之外所表现的从生理到道德的审美追求，是有其审美价值的。

从人类学与性犯罪心理学来看，乱伦是人类任何时代、任何社会背景下都难以绝对免除的性罪过与悲剧。但是乱伦如何在文学中出现，从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来看，就与人类学与心理学的分析不是一回事了。《白鹿原》也涉及了鹿子霖与儿媳妇在性心理上的一报一还、耳热心跳，但作者并没有为双方的乱伦心理做非道德亦非审美的性本辩护。风流成性、放荡淫逸的鹿子霖，面对被丈夫抛弃、性压抑难耐的儿媳妇对他的投怀送抱，他毕竟能够克制自己，没有跨越道德罪恶的最后一道藩篱，终究在乱伦的边缘收住了脚，显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作用。总之，作者在进行性描写时没有仅仅停留在感官刺激的层面，而是把作者对假恶丑的否定和对真善美的肯定态度蕴含其中，从而在毫不留情地揭露宗法文化噬人本质的同时，探索我们民族灵魂的奥秘。

在对性描写的分寸感和“度”的把握上，《白鹿原》也处理得很成功。文学作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不能是人的种种生活的自然主义的录制，所以在描写人的性行为的时候，作家应该更多地写性心理的、理性的、人的社会属性的一面，而不应过分突出和夸大人的自然属性，更不能孤立地写性本能和性冲动。对此，陈忠实在创作前就有过严肃的思考，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对写性的一个基本把握是：如果包含着文化心理的东西，那就写；如果不含这个东西，读者为什么要看你写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白鹿原》里的鹿兆鹏和白灵特别的新婚之夜，就写得情深意切，爱意绵绵。作家把这一对青年男女初次交欢的情景，升华为人类最真挚的一种情爱美了，既含蓄蕴藉，又有一种艺术的美感。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白鹿原》在性描写中力图写出社会属性、心理属性、生物属性相统一的完整的人性。种种性形态、性生活不仅没有丝毫的淫秽之感，而且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启迪，充满着理性的光芒。对强化《白鹿原》历史文化底蕴，探索隐秘的民族灵魂的主题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也使小说在蕴含了丰富的性科学思想的同时，又具备了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深邃的哲理性和深远的象征意味。

[2]霭里士.性心理学[M].潘光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125.

[4]张伯源，陈仲庚.变态心理学[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