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人际关系”，因而作为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一个方面的“性际关系”，也必然表现着人的本质，其正常与畸变的实际情形总体现着“人”的生命真实。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人的性意识、性行为发生变态时，势必也会导致性际关系的畸变，而性际关系的畸变反过来作用于人的性心理，促其失常或变态。

白嘉轩一生娶了七个妻子，他同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太深的感情纠葛，前六个妻子除了留下一点同她们初次交欢时的印象外，什么也没有留下。第七房妻子，虽然和他相处融洽并且接连不断地生儿育女，但仍然没在他的心目中留下什么地位，女人作为人在白嘉轩的世界里被遗忘了。她们或者只是他泄欲的对象、生育的机器，或者是他干事的帮手，男女之间应有的性情相悦，到白嘉轩这里一概被淡化消解了。他看不惯卿卿我我、情情爱爱之类的东西，把婚姻简单地等同于生孩子、过日子。这虽然是长期以来民族婚俗中少有变更的传统观念，却也是畸变的。

再从白嘉轩把征服甚至整死女性一生“引以为豪壮”，看不惯儿子和媳妇的过分缠绵，对小娥的痛恨等的表现中，可以发现他骨子里面对女性有一种冷漠感。人际关系中的同性相斥本身也是一种非人道的现象，是性际关系的畸变，白嘉轩对异性的冷漠排斥则更是一种触目惊心的性际关系的畸变现象。由此，我们去观照作者笔下的所有艺术形象，就会发现一些共通的性变态的症候，同时，也会发现作者对不正常的性现象、性心态的否定态度，以及对中国在走向现代文明的同时的性文明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首先，给我们印象十分突出的是陈忠实笔下的男女两性由于性无知而导致的性恐惧。白嘉轩的前六个女人的先后死去，其原因仅仅是因为荒唐之至的流言，而其根源却在于封建性文化的神秘感、罪恶感根深蒂固于青年男女的潜意识中。还有孝文、兔娃在初次接触女性时荒唐可笑的举动，完全是性盲，这都是性禁锢所导致的性无知，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发展到极端还会导致“性过敏”，性过敏的突出表现会引起性幻想，即性心理学中所论的“性爱的白日梦”^[2]。鹿子霖的大儿媳妇，由于长期禁欲守节，导致了内心的变态，她一方面奉行着禁欲主义，一方面却暗中蠢动着强烈的情欲。在情欲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她只能在性妄想中满足。她首先梦见和鹿兆鹏发羊痫风似的颤抖，继而梦见和兆鹏、黑娃，甚至是自己的公公鹿子霖，最后发展到“淫疯病”，最终断送了性命。这里作者把笔触伸向人的潜意识深层，揭露了封建礼教压抑下人的扭曲、变态的惨象。

由此，我们想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教所特别强调的女性“名节”观，亦如一位女性学者论述的那样，“男性不仅贬损着女性的自然体，而且还否定着女性的性权利”，“在现实中用种种方式压抑着女性的性本能。如片面的贞操观就是用来压抑女性性本能的一种典型方式”，而这是“一种极不人道的观念”，“因为性本能是人的生命本能，是人的生命力的源泉，因此，压抑了女性的生命本能，就压抑了女性的生存活力”。^[3]在《白鹿原》中，作者成功地把中国人在性际关系方面的种种畸变现象，特别是性压抑导致的性恐惧、性过敏及其文化造因，曝光在艺术透视镜面前，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

其次，个体性格的突变，也是性畸变的另一种形式。白孝文是一个从旧文化营垒中游荡出来的浪子，他从小接受封建礼教文化的熏陶，在父亲的培养下，他行动谨慎，一副非礼勿亲、端肃恭谨的神态，从精神到行动都俨然是一个合格的族长。但是长期的压抑在他的潜意识中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反抗心理，田小娥的诱惑等于打开牢门放出了他躯体中的野兽。而在与小娥最初的性活动中，他却是一个性无能者，这种病态现象是由于他的内心深处潜藏着对礼教的恐惧，对外在的名声、地位的认同心理，从而导致了灵与肉的分离。

在白孝文刚刚突破性蒙昧与性羞涩，与新婚妻子欢度蜜月时，白嘉轩唆使母亲、妻子出面对其进行粗暴的干涉，给孝文的心理投下了可怕的阴影。而一旦撕破脸面，没有了外在的束缚，他却变得欲海难填。这种从心灵的压抑到肉欲放纵的迷狂，也是一种病态的性心理。

田小娥最初只是作为郭举人用下身泡枣滋补身体的工具，后又沦为士绅鹿子霖泄欲的工具，此时，她是被动的，是受虐者。而后来她诱骗狗蛋，在鹿子霖的唆使下，把白孝文的“裤子抹下来”，是她用性武器主动地进行报复，实际上已经带上“施虐淫”的意味了。变态心理学指出：“施虐淫的暴力有着不同的程度或范围，即从造成轻微疼痛或无损伤的调戏到极端的残暴行为。”^[4]田小娥在人们的心目中没有丝毫地位，所以她只能用对他人的施暴和折磨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施暴和折磨至少可以证明人能对他发生影响，……许多儿童或青年都曾借破坏性行为强迫人们认识他的存在，尽管他会受到惩罚，但至少人们已经注意到他。”^[5]田小娥满怀敌意的破坏决绝心理虽然是可悲可怜的，但毕竟在客观上引起了他人对自己的注意，尽管她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此可以看出，作者把受人害和受害人这两者的特点汇集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实际上象征着我们民族的“自虐”，表面上的报复，实际上是一种自毁行为。

总之，无论是白嘉轩的性行为、性观念，还是孝文、小娥的性追求、性心态，都是作者试图把隐匿在个体遭际中的畸态性心理昭示给人们，让人们从人性和人本的角度去思索、反刍我们民族的灵魂，寻找一种正常的人生和健康文明的性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