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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研究论集
1.12 生命化作浩然气 浑然一体写春秋——《白鹿原》别一种解读
生命化作浩然气 浑然一体写春秋——《白鹿原》别一种解读

韩鲁华

陈忠实先生于2016年4月29日,枕着他的《白鹿原》离开了人世,但是,他并没有离开中国当代文坛:一系列的缅怀活动与文章,可以说构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学现象。这一切应当说最为主要的,皆因为《白鹿原》。

陈忠实在他“知天命”之年,为读者奉献出一部他历时5年精心创作的长篇大作——《白鹿原》。无疑,这是一部气势雄浑、构建宏大、内涵深厚的史诗性作品。他不仅标志着陈忠实文学创作上的一次巨大超越,而且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的一个历史性总结。因此,这部作品一出现,评论家们纷纷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评说,实在是情理中之事。20多年后的今天,这部作品依然不断被进行着新的研究探讨,也就足以证明了它的价值。本文试图避开惯性思维,从另一种角度——作品的文气与文势来解读,进而探析其深厚内涵。在我们当代人的阅读习惯中,往往首先注重的是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而忽略了中国传统的一种审美阅读习惯——对作品文本文气与文势的审美把握。在笔者看来,一部文学作品,特别是一部史诗性长篇大作,它在审美建构中,是应该蕴含着雄厚的文气与文势的。反过来讲,我们在解读的过程中,可以时时感到它的存在,并由此深入到作品文本内在的深层意蕴建构。

文学作品的文气与文势,它们不仅仅是附着于文学文本整体艺术建构之中的审美气韵与势能,更重要的是,它们与作品文本内在底蕴相联结,是从作品内在审美建构中涌动、迸发出来的一种审美情感力量,是融汇在整个作品建构之中的一种内在生命活力的表现形式,是作家整个审美创造中生命内涵对象化过程中的外化显现。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一部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气韵与势趣,体现着作品思想内涵与审美内涵,以及艺术结构与审美情趣等的深厚典雅程度。这样,它又是和作品文本的体式、风格、语言、结构等有着内在的联系。

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追求史诗风格的长篇小说,应该具备历史发展内在生命涌动的气势品格。但是,这种气势不是靠对宏大的社会历史生活场景的外在描绘,或者对轰轰烈烈重大事件的表面叙述去制造。这样固然可以造成一种声势,但总觉得缺少一种更为深厚的底蕴。我们在阅读《白鹿原》的时候,则是另一种感觉。作为中华民族一种象征的白鹿原,蕴含的是半个多世纪历史的生命涌动。而且这种生命涌动,贯穿作品始终,保持着史诗性的雄浑气势。《白鹿原》的气势,不在于先声夺人,而在于它深厚凝重的内在底蕴。这里,我们以作品开头结尾做一说明。

作品开头是这样起笔的:

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

一句话,就把民族的历史生活、文化内涵、生命意蕴浓缩其中,凝聚着非常深厚的内涵底气。这种底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到19世纪末的生命郁结,是一种历史内涵的深层归结。这句话的背后,涌动着整个一部民族历史。对于白嘉轩来说,传宗接代,胜过他自身的生命存在。他的个体生命,完全融化在白氏家族之中。从他的个体生命,看到了宗法家族这一传统文化观念顽强的生命力。

这种雄浑厚重的气势,贯穿作品始终。不像有些作品,开头很有气势,但往往到了后面,或者结尾,给人一种气力不逮的感觉,你能明显感到,这些作品后劲不足,甚至是竭尽全力而不能游刃有余地驾驭作品,只好草草收笔。《白鹿原》随着情节的发展,其气势虽有高低、急缓,却始终如一江深水,不论是卷起波澜壮阔的波涛,还是平缓的缓流,都保持了它那深厚的气势。而结尾则更是言已尽而意味深远。

为了更进一步阐明问题,从《白鹿原》的叙述结构、叙述人物、叙述语言三个方面做一详细论述。

《白鹿原》在整体艺术结构上,采用的是大开大合、大放大收的方式。这种结构方式的选用,是由作品所传达的思想内涵所决定的,也是作家对正在经历着的生活(现实)和已经过去了生活(历史)的生命体验和对艺术不断扩展的体验的结果。《白鹿原》将审美视线投向中国近现代50多年的历史,以宏观叙事的方式去叙写一部中华民族的秘史,这就客观地要求它在结构上必然是大开大合、大放大收。而这种艺术结构方式,也就更易使蕴含雄厚凝重的历史内涵气韵流畅,构成一种雄健而蕴藉的历史—生命的气势。

当然,对于一部史诗性文学作品,在艺术结构上最终要体现在时空两维艺术建构上。《白鹿原》大开大合、大放大收的艺术结构,表现的是白鹿原这一地域空间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时间与空间的交错建构。

小说是“某种时间安排”,不论你采用哪种结构方式:情节、心理、意识等等,都不可能“全然不顾时间顺序”,一切都是“安排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1]。《白鹿原》为我们规定的时间是19世纪末清朝末年到20世纪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半个世纪的特定范围。在这段历史中,中国社会发生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这给作家时间结构上造成很大难度。如果面面俱到,事事不漏,势必造成时间结构上的拖沓冗长之感,难以收住历史内涵的底蕴。作家明智之处在于,选择几个历史时间节点,采用横断面连缀的叙述结构:“反正”“二虎守长安”“年馑”“抗战”“解放战争”等。叙述有详有略,笔法有粗有细,在总体时间结构上造成大开大合,放收自如。但是,在展示每个时间区段时,又是多种时间次序交错使用:整体的顺序与局部的倒序、插序等有机结合。

作品题名为《白鹿原》,就为它规定了具体的地域空间,作品紧紧扣住白鹿原这块古老而又深厚的土地,开掘出它深厚的内涵,描绘了它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在艺术结构上,既不脱离白鹿原这个特定空间区域,又尽可能地扩展其空间疆域。特别是在内涵上,将白鹿原这个地域空间,依托于中国这块更为广阔的天地。在具体描写上,尽可能地将村镇、县城和省城相交织,形成一种空间主体建构,丰富其历史生活、文化内涵。而每一时间中的空间展现,又集中表现不同的场景,使“每一个场景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定环境的特写镜头”,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行动的运动场面。[2]这样,就给静态空间赋予了动态的生命内涵和巨大的艺术表现力。

而《白鹿原》时空交叉的艺术结构,负载的是历史发展趋势。它将历史生活与家庭生活、生存环境与文化环境、历史过程与生命流动等相结合,构成了一部中华民族的动态历史。文气源于思想内涵,而涌动于艺术结构之中,“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3]“即体成势”,而“势者,乘利而为制也”,一种“自然之趣”便油然而生。

《白鹿原》的叙事人物结构,从整体上看,是以白嘉轩、鹿子霖为基本视角,白嘉轩、鹿子霖是一族两支,他们两人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宗族内部的斗争。白嘉轩竭尽全力要维护自己的族长地位,而鹿子霖则千方百计想当族长,在难以实现时方从家族走向社会。白鹿原50多年间发生的是与非,主要通过他们透视出来。可以说,他们二人构成了白鹿原的核心。由此而生发出朱先生,省城活动的兆鹏、兆海、白灵,县城的孝文、黑娃等等。这就构成了基本视角的交错融合,共同审视白鹿原的历史与现实。

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物身上流动的是历史的血液,他们是一个个活动着的历史生命体。他们具体的生命运动,突出表现在他们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命运上。从总体来看,《白鹿原》中人物的命运,基本上都是大起大落,跌宕起伏。这种叙事人物命运的起伏跌宕,一方面与作品整体艺术结构相吻合,构成更为丰厚的艺术建构,另一方面,正合上历史进程的节拍,使其包含更多的历史文化内涵。这就使得作品的文气底蕴更为深厚、充足,作品的文势更加强劲有力。

可以说,陈忠实在他的《白鹿原》中,创造了自己的语言世界。这部作品的语言,具有很强的历史文化内涵张力,使地域性语言与整个民族语言相融合,蕴含着一种内在生命力。而且,它又是同作品的“内部结构及形形色色的外部环境有着复杂的关系”。[4]

《白鹿原》语言的内在张力,来自大容量、高度密集的社会、历史、文化、生命等的多层面内涵的立体交叉建构。我们不用说开篇第一句话“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所蕴含着的一部民族历史的高密度内涵,就是在作品的整个叙述中,看似随意写出,其语言的含量也是非常大的。比如,朱先生顺口说的白鹿原成了一只鏊子,就凝聚着中国近现代几十年的血泪史,其间跃动着无数的生命。我感到陈忠实语言的飞跃,还表现在语境的整体性与变化性的有机结合。在总体叙事语言的基本格调下,创造出不同环境下的语言个性,我们从小娥死后,黑娃深夜潜入鹿子霖和白嘉轩两家中所说的话,句句都可以看到语境上的差异。不仅将三个人物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而且蕴含着历史文化的丰厚内涵。至于说《白鹿原》的语言的地域性与民族语言整体性的有机结合,那是贯穿在作品整个艺术审美建构过程之中的。

我们认为,语言,归根结底是一种人的内在生命内涵的外化,其间凝结的是生命张力。陈忠实的语言之所以独特而又深厚,那是他对中国历史、现实、文化、生命深切体验的结果。他的小说语言中,倾注的是他生命的血液,这样的文气之中灌注着他血液的气脉,整个作品的文气贯通着他的生命活力。

如果说文学作品的艺术结构、人物结构、叙述语言等,为文气与文势的贯通运动,提供了一种依附的载体,那么,作品的深层思想内涵,则是它的灵魂与运动的动力。“夫志,气之帅也”[5],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白鹿原》追求的是民族史诗品格,而这种史诗,是多层面的同体共建。用解析的眼光审视它,你可以解读到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史,政治斗争史,经济、文化发展史,宗法家族兴衰史,地方民俗史,生命运动史,等等。但是,它们是相互交织、相互融合的浑然整体。多层面内涵的浑然建构运动,为作品奠定了底气,积蓄了雄厚的气势。

构成深层结构的第一个层面,就是社会历史内涵。这部作品选择中国历史上社会机制裂变转换的生活作为审美对象,这本身就寄寓着作家的历史判断和审美判断。这段历史。在作家笔下是多声部合奏。从大的社会政治生活来看,作品描绘了从“反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半个世纪中国大地的风云变幻和历史变迁。在具体描写上,又是尽量扩展社会生活面,将大城市与小村镇组合在一起,进而把笔触伸向人的内心世界。它不是单色涂抹,而是多色彩的调和。比如兆鹏、白灵、兆海等人的政治生活中,又交织着爱情生活的情感冲突和家族矛盾。兆鹏与兆海站在截然对立的政治立场上,使作品的内涵更为丰厚复杂。特别是田福贤、鹿子霖等人的政治活动中,又渗透着浓厚的中国农村宗法思想。人们从这些土政治家身上,触到了中国近现代政治革命中农耕社会形态的特征。这种政治生活中,蕴含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

作品对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的深刻而充分的表现,构成了基本的社会历史内涵。具体来讲就是白鹿两家的生活。白嘉轩家遭不幸,连丧六房女人,父亲于其间去世,作品详述了白家的家庭生活及其发展运动。父子、夫妻、父女、主仆等的情感生活,交织变幻,意深韵长。鹿家的生活,则重在写鹿子霖以及他与大儿子的情感冲突,带有更多的社会内涵。而两家的较量,重在土地的买与卖上,揭示了中国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

此外,社会生活中对于“年馑”“瘟疫”、土匪以及民风民俗等的描写,也构成了动态的社会环境,大的社会生活环境与具体的家庭生活相交融,形成了社会历史的整体风貌。使人看到,历史每前进一步,都是那么艰难,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但是,历史又以其不可阻挡的趋势向前发展。这种发展之中,既体现或者蕴含着巨大的社会历史气势,也混含着饱满的生命情感气韵。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为优秀的民族之一,也是负载最为沉重的民族。她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同时也被这种文化传统所阻碍。《白鹿原》充分而又深刻地剖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

在价值判断上,作家基本的审美态度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冷静的思考和解析,并未一味地否定或肯定。但从作家的创作实际来看,作家是肯定的多,否定的少,总体上承续了儒家思想。朱先生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象征,充分表现了其优秀品质。他是关中学派最后一个大儒。他所追求的理想世界是以仁义治天下。出则报效祖国,入则修身养性。作家对他表现出仰慕之情。作为朱先生文化思想的实践者,白嘉轩则要更为复杂一些。白嘉轩的生活原则是“耕读传家”,他一方面是那么宽厚、仁爱,如对鹿三亲如一家,其间绝无半点虚伪。另一方面又是那么残酷无情。作为族长,不论对待任何人,只要触犯了祖宗的规矩,不论是黑娃,还是自己的长子白孝文,尤其是对于田小娥,他都要严厉惩治。在此时,白嘉轩犹如法海一样残酷而无情。他虽然也有骨肉情感的痛苦,但传统文化构筑起的他的生存准则,迫使他不得不如此。谁叫他是一族之长呢。

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已经渗透到每个具体的生命之中,化为生命的构成部分。我们从朱先生、白嘉轩、鹿子霖、鹿三、黑娃、白孝文兄弟等人的身上,都看到了传统文化顽强的生命力。不管社会如何变化,也许他有迷失路途的时候,但始终都回到了传统上面。这构成了他们的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中,包含着传统文化的生命基因。他们心目中的善与恶、正与邪的标准,就是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这种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体体现在他们的生活之中,形成了他们生存的文化环境。只要在白鹿原这块土地上生存,都难以逃脱它的制约。白孝文、黑娃的前后转化,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也许有人会以为这样叙述,似乎缺乏一种更为现代的理性诉求,但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叙述,正深刻地揭示出传统文化顽强的生命力,隐喻的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艰难性。我们甚至从中可以意会到以现代的面目出现,而实质依然是传统文化的变体。还有一个最有力的佐证,就是田小娥这个鲜活生命的抗争与消失。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指出,作家对于小娥的否定是有些残酷,从这也可以窥探出作家本人的价值观念复杂性的一个侧面。

生命运动建构着活的历史。我们从《白鹿原》中读到的不是一部死的历史,而是一部活着的生命运动历史。活动在白鹿原上的一个个具体生命,注释着中国的历史,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内涵。

作家为我们真实地透析了不同类型的生命结构及其运动。在这里表现的是多声部的生命剧,有正剧、悲剧、喜剧、滑稽剧。不管你的生命演什么剧,都是在既定的生命轨道上运行。另一方面,也展示了生命的搏杀。这里有不同生命之间的搏杀,也有同一生命体内部力量的拼搏。小娥的身上,包含着一种新的生命之光。她追求爱情,追求独立生存的权利。在这项生命搏杀中她彻底毁灭了,被当作邪恶铲除掉了。白嘉轩的生命力却非常顽强,他多次遭到劫难而不死,一直延续到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之后,他仍然活着,他身上所包含的隐喻性,是非常明显而深刻的。

从这些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白鹿原》内涵的丰富性与深厚度。不同层面的内涵共同构成了一部中国社会深层结构的动态历史。这就使作品具有了雄厚的内驱力。随着它的运动发展,作品的文气发生着起伏变化。

文学作品是作家艺术创造的结果,其间渗透的是作家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白鹿原》雄浑的文气、刚健的文势,是与陈忠实内在的生命建构相通的。在我们看来,《白鹿原》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高的成就,除外部条件外,更重要的是,与陈忠实沉静的创作心态、深厚的文化人格和顽强的生命力量有着内在的联系。

作家进行艺术创造,保持长期的沉静心态是非常重要的,“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陈忠实在谈《白鹿原》创作情况时说,他是“沉心静气完成这个较大规模的工程的”。在整个《白鹿原》创作过程中,他“躲开现代文明和城市生活喧嚣”,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寂寞乃至闭塞的环境中”,并立下“三条戒律,不再接受采访,不再关注对自己以往作品的评论,一般不参加那些应酬性的集会和活动”,保持了“一种沉静的心态”。[6]这种沉静的创作心态,能使他处于生命的平衡状态,去从容不迫地思考、创造,也能积蓄充足的生命底气,尽量避免因心态失衡而造成作品艺术建构上的漏气或失误。

当然,《白鹿原》的成功,还有赖于作家生活、思想、艺术等多方面的积累。陈忠实在创作这部长篇小说前,已写了9部中篇小说,在艺术上做了探索,尤其是《蓝袍先生》的创作,启迪了陈忠实创作《白鹿原》的思考。同时还阅读了大量作品,从中汲取营养。除了生活积累,还查阅了西安周边三县区的地方志等,研读中国近现代历史。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中国文坛最为活跃的阶段,各种新的观念、思潮、创作方法等冲击着一统天下的现实主义。加之同代作家纷纷推出长篇作品,社会生活中商品经济大潮又冲击着文学殿堂,诱惑着作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耐不得寂寞,不甘于寂寞,不保持冷静而沉稳的现实心态,陈忠实能写出《白鹿原》吗?

这种创作心态,又是与陈忠实的文化人格相一致的。陈忠实是一个农家子弟,长期生活在农村,同时又与城市生活相联络,因此,他对白鹿原这块土地有着深切的生命体验。他的生存环境和文化环境熔铸了他深厚的农耕文化人格的基本格调。加之他个性心理气质上的沉稳素质,使他更易与儒家文化传统相沟通。儒家修身养性、温柔宽厚的文化人格特征,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他虽然也有选择地接受了现代文化思想,但并未使他的文化人格特征发生根本性改变,仅成为一种参照系统。这一方面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孟子说:“我善养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7]我不知道陈忠实是否读过孟子,但我从他的《白鹿原》中却深切地感觉到了孟子所言儒家的“浩然之气”。

《白鹿原》整个作品都表现出善与恶、正与邪、美与丑的搏斗。而最终是邪不压正,恶败于善。在朱先生、白嘉轩等人身上,蕴藏着“浩然之气”。朱先生与人为善,平日在家闭门读书,修身养性,关键时刻则能挺身而出,只身退20万清兵,套犁犁掉白嘉轩种的大烟,荒年赈灾,带领秀才奔赴抗日沙场等等举动,无一不是正义之举。白嘉轩不论与天地抗争,还是与人争斗,都是一身正气。天旱求雨,他挺身向前,悲烈豪壮;瘟疫中他硬挺了过来;土匪打折他的腰,他仍然昂首挺胸;特别是在小娥死后阴魂不散,他毫不畏惧,封窑洞,修镇邪塔,这中间渗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力量。而这又是与作家的文化人格相通的,我们从作家对朱先生的崇敬、对白嘉轩的情感中可以得以印证。

关于陈忠实的文化人格,有的人认为涌动于其间的主要是一种现代文化思想意识。在笔者看来,从艺术叙事角度看,的确其间融汇着现代文化思想,但是,就陈忠实本身的文化人格建构而言,则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为其基本内涵的。陈忠实所建构起来的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人格。这种文化人格投射于《白鹿原》的艺术创造中,使得《白鹿原》所具有的传统文化人格的力量,更为凸显、更为强大起来。

文学创作也是一种生命力的较量。作家创作文学作品的过程,也是他生命搏杀的过程。一个作家没有旺盛的生命力,是难以创作出鸿篇巨制的。作家生命力量在创作中消耗多少,在文学作品中就会转化多少。所以说,作品中倾注着作家的生命内涵。有关作家生命中所包含的历史、文化等内涵,前文论述中实际已经论及,在此不再赘述,在此,我想简单地分析一下作家自然生命对创作的作用。

无疑,作家自然生命力是否旺盛,对他的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作用。刘勰说:“志盛者思锐以胜劳,气衰者虑密以伤神。”[8]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作家生命力量对于创作的重要性。陈忠实创作《白鹿原》是他44岁到50岁这段年龄,这正是他的“黄金般的生命区段。”这时他正当中年,生命力处于最为雄厚时期,他虽然也“听到生命的警钟”,作为一个正常的生命体,他蓄积着深厚的底气。这种生命底气,自然而然倾注在他的作品之中。当然,他也感到了强大的生命压力,这种生命压力在他现实心态调整下,转化为一种生命动力,促使他完成这部作品,这也说明,生命压力对于生命意志软弱者,可能会造成一种心理障碍,影响创作中文气的贯通。而对于生命意志顽强的人来说,则积蓄为一种深厚的生命气脉,一旦寻到突破口,便会喷涌出来。所以文章的气脉也是与作家的生命气脉相通的。

(作者单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注释】

[1][美]乔纳森·雷班.现代小说技巧[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40.

[2][美]利昂·塞米利安.现代小说美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3]刘勰.文心雕龙[M]//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桂林:漓江出版社,1982:366.

[4][美]乔纳森·雷班.现代小说技巧[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128.

[5]孟子·公孙丑上[M]//刘俊田,等.四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396.

[6]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J].小说评论,1993(3).

[7]孟子·公孙丑上[M]//刘俊田,等.四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396.

[8]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