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被评论界看作柳青的忠实学生。柳青提出，作家要在“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和艺术的学校”^[12]认真学习，以提高写作水平。陈忠实认真学习和实践这个理论，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出版于1973年。另一篇作品《无畏》（1976）给他带来了麻烦。陈忠实1981年参观了孔子的故乡后，决定探索中国文化和儒学对中国人心理的影响^[13]，仍然坚守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蓝袍先生》和《四妹子》这两部作品带有当时的时代特征。

陈忠实1986年开始考虑写作《白鹿原》。1989年完成初稿，第二稿完成于1992年。^[14]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让他有信心联系权威性的文学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15]作品终于能够在1993年面世。正好在这个时候，国家形势发生了很大转变，中央再次大力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对抗涌入的西方文化。但是这两个初稿对儒家的认识有多大变化，不得而知。无论如何，国家大形势的转变，对陈忠实是个绝好机会。修订版《白鹿原》于1997年面世，次年获得茅盾文学奖。^[16]陈忠实对儒家文化看法的变化，意义重大。他自己创作生涯的转折也耐人寻味。

毛泽东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视大众文化倾向，所以大众语言和民俗艺术得到大力鼓励。“文革”中的“三突出”和八个样板戏改变了这个政策。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是国家大转变的十年。在文学领域，知识分子大量使用和推广许多西方文学理论和技巧。刘再复在1985年提出了文学的主体性问题。^[17]电影领域中，《一个和八个》（1983）的构图以黑色为主，大不同于毛泽东时代对明亮和幸福语调的追求。《黄土地》（1983）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一户农民生活状况艰辛，面对重大灾难时又十分无助。前来当地协助的八路军战士，也无法改变这户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红高粱》（1987）为人的活力欢呼，也把这种趋势推向顶峰。有批评家把《红高粱》看作中国现代主义的结束和文化商业化的开始。政治、思想和美学界的这些变化，就需要宏大理论来分析和解释。

1980年代末期全国出现消费主义大潮流。国家支持符合主流意识、能够创造经济利益的文化项目。国家1979年开始号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1993年获得更大的动力，这个动力以各种形式把文化转化为经济收益。红色经典文艺作品和红色旅游，便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两个很突出的领域，这展示了国家转型产生的巨大力量。在商业化和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经济成就，也带来了新问题。社会上出现的强烈怀旧感就是其中之一。本应该进入博物馆的红色经典作品，被重新包装，重新在电视上上映。这些作品原本承载着强大的、前一个时期的意识形态，这种旧的观念在新时期不能发挥作用了，而这种怀旧就是对现状的一种反应。这些新上映的文艺节目，吸引了较大的观众群。在文化领域，国家包容甚至采纳葛兰西对文化霸权的理解，即支持创作大量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文艺作品，占领文化市场，进一步宣传和推广意识形态；国家也支持以大众文化取向为中心的红色经典，帮助带有改革开放前意识形态的这些作品在消费主义时代吸引了大量的观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主要特色是借用市场等手段。红色旅游的推广，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参观重建的革命遗迹，在消费主义的国家大背景下熟悉革命历史。这是大众对国家政策的支持和认可。这些事例表明，国家在文化领域采取攻势，试图给国际社会呈现自己的新形象并努力加入这个社会。国家认识到软权力的作用，在全球范围内塑造和推广国家的新形象。面对东欧剧变后社会主义的发展状况，中央把古代传统遗产看作一种新方式，来呈现自己代表的另一种现代化模式。因此，消费主义成为帮助创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种新方式，因此获得了国家的鼓励。此外，许多儒家概念出现在主流意识形态中，但主流意识没有详细阐释它和儒家文化之间的关系。

中央除了从正面提供介绍和宣传新状况的材料，也期望从历史的角度说明自己的地位，这是古代重视历史、书写正史这个传统的继续。中央机构主持修订的史书，篇幅庞大，政治观点鲜明，难免有一些欠缺。据一些学者研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延安时期已成型，中国化后的马克思主义的表述中，含有一些儒家观念。^[18]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著作中对共产党员的要求，和孔子对君子的要求相似，其目的都在于，使其目标群体都能保持高尚情操。毛、刘的这种要求是共产主义英雄和英雄主义的美学表现，最终目的是激发更多的人积极参与他们的革命事业。这就是说，儒家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有很多相通之处。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央领导人，一直维护毛泽东的崇高地位，他们特别尊重毛泽东和其他早期领导人，纷纷多次参观前任领袖的故居。他们的这些言行，既解释自己的地位，也说明儒家伦理依然在起着重大作用。国家支持集中讲述党史的著作，也支持撰写大型清史等著作，还期望从理论上解释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的大转变。

在“后新时期”^[19]，关于国家在历史上和当代中国作用的讨论非常多。改革开放时期的国家，除了重新呈现红色经典作品，也试图“转变主流文化的重点”^[20]，寻求和创作新的经典。^[21]1992年，中央开启“五个一工程”，讲述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解，要求每个省级行政单位创作一个好戏剧、一个好电视剧、一本好书、一篇好文章（社会科学领域）和一部好电影。《白鹿原》是中国作家协会看中的一本小说，并授予茅盾文学奖。作协受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也有政治责任，它对《白鹿原》的认可还不够，还需要其他负责文化生产与传播的国家机构的支持和认可。

一个部门认可的作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的困难要克服。《白鹿原》的经历就比较坎坷，在过去20多年中，《白鹿原》受到批评，几乎成为禁书。但最终挺了过来。小说故事被改编成其他艺术形式，其历程艰险曲折。1993年《白鹿原》出版后，西安电影制片厂想把它改编成电影，其他几个制片厂在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后也想改编。2002年，西安电影制片厂购买了版权，在2004年获得电影局的批准。著名的人物，如张艺谋、陈凯歌、姜文和葛优等，试图避开敏感问题，拒绝加入摄制组。年轻的陕西导演王全安获得了这个机会。对他来说这是一次赌博。电影和电视剧的剧本在2010年获得广电局批准。2011年末电影剧组开始拍摄。2012年广电总局允许这部影片的初版参加2012年柏林电影节，这是广电总局完全接受这部电影的重要一步。^[22]但是广电总局没有很快批准发行这部电影。甚至该电影在柏林已获得奖项，剧组仍在与管理部门协商公开发行的问题。电影小范围内放映后，一些文化界人士包括作协主席铁凝在内的名人，高度评价这部电影。^[23]根据导演王全安回忆，公演的片子比在柏林上映的试映版短几分钟。^[24]这部电影最终在2012年中期公开上映。《白鹿原》电视版的历程更加漫长，终于在2017年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