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四妹子》就是《蓝袍先生》的姊妹篇。这部作品中，陈忠实不但继续把关中和儒家文化相联系，还给徐慎行的困境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理想化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也是解决关中文化困境的方法。这篇小说再次响应路遥对关中和陕北的理解。路遥认为，与关中男子相比，陕北女孩具有阳刚之气，能够成功改变关中的面貌。不管是偶然的巧合，还是真心拥护，陈忠实的作品也体现了这个观点。陈忠实把四妹子当作强大的外部力量，让她成功地改变了关中文化困境。毛泽东曾经说过，前途一片光明，但革命道路曲折。四妹子在关中的经历正是如此。关中文化丰富和经济富足，但对她来说，是一片异地，正是在这里，她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这个中篇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末期的关中。儒家伦理和毛泽东的政治运动，导致省内区域的差异化。《蓝袍先生》叙说精英文化的压抑性，《四妹子》表明这些儒家伦理的社会化和日常化。故事并未提及儒家，它的观念和仪式，广泛、深刻地影响了吕家。吕家家长未受过教育，是一位父权式的强人，对家庭成员的行为及其与家庭之外的联系，都有严格要求。他的三个儿媳妇，可能都来自不太重视礼仪的家庭，是他重点教导的对象。故事暗示，两个大儿媳妇是关中本地人，已经吸收、内化了家长的这些要求，因此成为他精心教导刚入家门的三儿媳妇的助手。

吕家把儒家伦理仪式化，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这个家庭的阶级成分的恐惧。故事不曾具体展开阶级划分和吕家的旧事，儒家的社会伦理在吕家始终占据前台，完全接受儒家中庸观念，不管别人干什么，吕家始终保持低调。在这个意义上，儒家伦理的强大力量体现出社会改造的效果不佳，儒家成为激进主义的对抗性意识形态，还是吕家躲避政治风暴的避风港。陈忠实再一次转向中国传统，寻求方案。他用历史方法诊断中国的困境，把中国传统看作顽固的问题，儒家文化是保守的堡垒，急需被打破。

整个故事详细描写了两个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差异，如食品、人物行为、家庭环境等。备受尊重的城市延安，不再是和理想的政治状态相联系的圣地，而是一个经济贫穷，一些官员在饥馑年代享有特权的地方，这明显是陈忠实在20世纪80年代对国家整体面貌的不满。在陕北没有别的选择，四妹子和她的姑姑为寻求经济改善，通过联姻逃离陕北，来到关中。令他们惊奇的是，当地男人秉性温和，性情大方。她们对关中男人的理解，也是陈忠实的理解，他再次认可路遥的观点，但向前迈了一步。陈忠实让作品中的关中男人在身体上和/或者智力上成为残疾，这样就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主体性，如同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主人公丙崽。^[5]四妹子的姑姑，为了在关中落脚，嫁给了当地一个跛脚男子。四妹子来关中后，几个身体有缺陷的男子前来谋求相亲，她一个个拒绝了他们。作为交易，她和在毛泽东时代有阶级成分问题的吕家三儿子结合了。这几个关中的问题，反映陈忠实对关中社会的不满意和他对省内各区域特色的态度。陕北和四妹子成为省内的他者，认为他们文明程度低，但会在激活关中文化的过程中作用巨大。

在关中站稳脚跟后，四妹子展现出前几个月隐藏的真正自我。“四妹子发觉，不仅她的公公婆婆哥哥嫂嫂胆小怕事，谨小慎微（上中农的成分压在头上，情有可原），而吕家堡的男人女人似乎都很胆小，一个个循规蹈矩，安分守己，极少有敢于冒犯干部的事。在陕北老家，学大寨^[6]没人出工，干部们早已不用批判这种温和而又文明的形式了，早已动起绳索和棍子。公社社长和县上的头头脑脑亲自下到村子里来，指挥村干部绑人打人，逼人上水利工地。四妹子虽然没受过，见的可多了。地处关中的吕家堡的村民，一听见要把某人推到戏楼上去批判，全都吓坏了，全都觉得脸皮难受了。似乎这儿的人特别爱面子，特别守规矩。”^[7]她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家长。他名叫吕克俭，名如其人，兢兢业业、艰苦朴素，这两点是儒家的基本经济观念和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四妹子很快忽略了毛泽东的经济政策，积极从事小本私人贸易。这导致公社公开批判她，以及吕姓大家庭的分裂。与此同时，毛泽东体制的逐渐退出，个人自主性和政治鼓励，使得四妹子更加大胆和积极。她未与丈夫商量，就走在当地人的前头，利用新的政策迅速赚来很多钱。这下轮到她施行儒家伦理了。她精心照顾公公婆婆，欢迎其他兄弟妯娌加入她的养鸡事业。但她和这些人的良好合作，没有持续多久，经济利益和伦理差异，导致养鸡业的破产。这个震动没有破坏她成功的意志，她很快开始从事果品种植业，继续孝敬公公婆婆。

陈忠实选择女性作为变革的媒介，原因可能在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男性危机。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讲述日本国家女排的奋发图强。当时中日关系极为密切，进口了一批日本文艺节目，既开阔了国人眼界，又激励他们努力奋斗。这个电视剧1981年在中国上映。之后，中国女排又连续五次夺得世界冠军。同时，中国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取得突破，夺得奖牌甚多。这些成功，点燃了全国快速现代化之火苗。可是，男性在这个阶段成绩平平，因此感到尴尬。这种“阴盛阳衰”的局面，持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8]这个所谓的男性危机，出现在很多领域，包括文学界。

《四妹子》否定关中当地文化，崇拜一种乌托邦的外部力量，以贬低、破坏关中的地方文化。陈忠实选择陕北女孩作为媒介，把她描写成一个男子汉式的英雄，其任务是软化僵硬的儒家文化体系，激发当地人民从事经济发展。对陈忠实来说，文化是实质性的问题。她确实单枪匹马软化了僵硬的儒家文化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她的关中丈夫，被疏离甚至被忽略了。他对四妹子的事业没什么兴趣，忙于自己的电器修理业务，完全沉浸在另外一个领域。对陈忠实来说，这个丈夫从事的办公室工作，无法让关中走上更高的经济台阶，这个地区需要的是像四妹子这样的外部力量，能够摆脱附加道德的束缚，而且积极参与国家的改革。陈忠实又一次和路遥的想法一样，边缘成功解放了关中根深蒂固的文化。《四妹子》看起来是《平凡的世界》的续篇，后者的第一部完成于1986年。当四妹子走出第一次破产的阴影时，很快开始从事另一行业。相比之下，她的丈夫仍然继续自己的电器修理。在中国，当妻子正在进入一项前景好的行业而需要合作伙伴和帮助时，丈夫多会主动积极，全身心协助。四妹子的这个行业，尤其需要更大的体力而不是智力投入，而这个行业对女人来说，要体现她们的个性和独立性，困难很大，就更需要男人的参与。小说的结尾似乎说明，陈忠实选择的女性媒介未能激发和改变她的关中丈夫，更不用说备受文化钳制的所有关中人。因此，四妹子是陈忠实塑造的另一个乌托邦。四妹子来自陕西一个欠发达区域，未受任何教育，却突然显出足够的养鸡业需要的科学知识，对国家的政策也相当了解。陈忠实简单地从一个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乌托邦，走向另一个外来力量的乌托邦。这说明，陕西省内的这两个区域，在文化方面，不但不协调，而且在实质上是对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