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陈忠实文学创作观念发生巨变，第一次发生在8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第二次发生在80年代中期写作《蓝袍先生》过程中，他开始思考民族命运和人的心理问题。两次自谓的精神剥离对此前的传统的文学观念彻底颠覆，包括追随信奉的老师柳青的“三个学校”的主张，突破了柳青，也走出了“小柳青”时代，“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从而创造出经典文本《白鹿原》。

20世纪80年代初的第一次精神剥离，是他看到《人民文学》1977年1月莫伸的《窗口》和11月刘心武的《班主任》之后，意识到“创作可以当作一件事情来干了”，于是沉浸在图书馆大量阅读世界经典充电，这是自觉的起点，也是自我反思的开端与素养预备。1980年4月在“太白会议”上，评论家毫不留情地对陈忠实以往的创作“挑毛病”则从外力上逼迫他不得不深入思考许多过去被忽视的创作大问题，这是他走向否定的触媒，而真正引起他开始沉痛反思的是1982年他在督促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分田到户”政策间隙，联想到柳青笔下的“合作社”，时代竟然发生了如此的巨变，最终促使陈忠实不得不思考自己以往坚守的“本本”，完成了第一次大转弯。他后来回忆说：“我此时甚至稍前对自己做过切实的也是基本的审视和定位，像我这样年龄档的人，精神和意识里业已形成了原有的‘本本’，发生冲撞就无法逃避。我有甚为充分的心理准备，还有一种更为严峻的心理预感，这就是决定我后半生生命质量的一个关键过程。我已经确定把文学创作当作事业来干，我的生命质量在于文学创作；如果不能完成对原有的‘本本’的剥离，我的文学创作肯定找不到出路。”“剥离这些大的命题上我原有的‘本本’，注入新的更富活力的新理念，在我更艰难更痛苦。”我们可以从他创作感受中和创作变化中清晰地看到，同样是乡村题材，陈忠实已经逐步走出了政治图解的“极左”的文艺思潮影响，走出了“本本”，站在了新起点上。

“剥离的实质性意义，在于更新思想，思想决定着对生活的独特理解，思想力度制约着开掘生活素材的深度，也决定着感受生活的敏感度和体验的层次。”如果说第一次精神剥离是以怀疑和否定老师柳青的“三个学校”主张为标志的话，那么在1985年创作《蓝袍先生》时，他开始转向人的心理、人的命运，尤其是民族心理结构和民族大命运的历史性自觉思考与表达，则属于自个精神心理的第二次剥离。第二次剥离完全否定的是自己以往对生活、对人、对文学的粗浅的、表象的理解，从而进入更为宏观更富有穿透力的历史文学场域，“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也因此自觉建构起自己的文学创作观——“三种体验”。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布·葛利叶曾说：“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都盛行一种文学，这种文学实际上说明了一种秩序，即一种思考和在世界上生活的特殊方式。”若我们把文学创作观念作为一种整体来看待，就能说明一种秩序、一种这个时代人们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把握世界、历史的方式。陈忠实的文学创作观念，正是从政治图解背景下的生活体验，到真切感受生活琢磨生活的新生活体验，是文学归位，进入到新的艺术体验的转变，也恰恰说明了他认识世界、观察历史、打开自己、突破自我的可贵精神历程。陈忠实文学创作观念的转变本身，是一个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精神分离寻找过程，它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发展流变同步，也是自身对文学创作本真的深刻理解和领悟之必然。而不断深化和发展的文学创作观念，使他自觉强化了载道意识、美学意识、责任意识，也拥有了代言情怀、史诗情怀和理想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