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真实的基础是生活真实，作家的责任是将可靠真实的生活体验、生命体验以独特的艺术表达实现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切实吻合。陈忠实创作的真实性首先体现在他对生活真实把握的选择上。他的创作地域性很强，无论是16岁发表的青涩处女作《钢、粮颂》，还是到成大器之《白鹿原》时代，包括至今的“后《白鹿原》”时期作品，都选择的是农村题材，空间区域则都是围绕着生他养他的关中渭河平原，即便是《四妹子》，也是将四妹子从文化异域的陕北嫁到关中来展开，这为艺术的真实表达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更主要的是文化背景。他对农村生活十分熟悉，因为他在农村生活了40多年，谙熟这块土地的一切，包括农民的文化心理、习俗、意识、情感、历史、语言等，尤其是这方厚土上生息着的人之生存方式、生命体验、文化思想，他有着非同一般的情感体验。如果放置于其他的地域文化背景，固然可以陌生化想象，但是深刻的真实，尤其是细微处的躁动与交流便形成了隔阂，无法自由交流。生活真实要通过独特的艺术表达出来，表达得真实虽然首要的在于体验历史生活的真实，但是艺术功力和创作经验，尤其是创作过程中主体对历史生活现场的生命体验实现交流互动的能力会决定艺术真实是否和生活真实、和生命体验相一致，做不到这一点，真实性在生活和艺术任一方面都会发生断裂，都会影响到艺术作品的生命力。

陈忠实对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不懈追求，使任何一点缺乏一定生活根基的虚构都会让他忐忑不安，他始终追求以艺术真实地反映客观世界。这种对客观世界真实性的追求在他的扛鼎之作《白鹿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小说《白鹿原》的时间跨度涉及这块土地的半个世纪，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这段时间他没有亲身经历，记忆也几乎没有，但是文化传承的脉流却自出生即深入到血肉躯体的每个细胞。对于这段熟悉而陌生的历史，如何达到作品的真实性，他选择了打通时空障碍，去历史现场进行生命体验的精神互动。他花去两年多时间，查阅了长安、咸宁、蓝田三个县的县志，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面貌，在此过程中却发现了各个地方的种种灾难的记录，发现了中国民俗历史上的第一份《乡约》、“白鹿”的传说、“贞妇烈女卷”等等历史上记载的真实事件，为了了解白鹿原革命过程，他还走访了当地的长者进行验证和请教。《乡约》是在查阅蓝田县志时发现的，它是中国第一部用来教化和规范民众做人修养的家族式道德伦理纲纪，小说中白嘉轩形象的产生就与这部《乡约》有关。当白嘉轩以中国第一个又是最后一个文化地主的艺术形象出现在文学史上，也曾遭受，或者说至今还不乏形象虚假性的非议；另一方面，“我爷爷当时就是那样的”之类不在少数的真实性民间阅读对位，又印证着白嘉轩历史现实的真实性，虽然艺术的真实并非生活的真实，但是艺术真实性却足以以假乱真，使读者发现人物形象就是自己身边的某一具体的人。考察对白嘉轩真实性质疑者的论据，无非呈现出两个文化背景：一是地域文化不同。深入民间的“关学”思想一直在关中平原是不必言说的生活律法，而以文化地主身份精神统治白鹿村的白嘉轩遍布关中的村村落落，非“关学”思想根植地域就鲜有此类现象。而固守阶级斗争之纲，认为白嘉轩的以德报怨，对长工的好处都是虚假的，阶级性上是深入骨髓的，这些论调姑且不说“极左”思潮的根深蒂固如何的亘深，单是将人仅作为阶级对象本身就抹杀了人生活精神世界的个体性、复杂性和实在性，就是缺乏对人的现实性基础上的真实判断，走入理念强加的错误。田小娥的形象也是作者陈忠实在阅读“贞妇烈女卷”中形成的：“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时候浮上我的心里。在彰显封建道德的无以数计的女性榜样的名册里，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残，便产生了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白灵的形象来自白鹿原上的女性革命者张景文一些逸事的启发，“在我查阅的资料中没有发现，在民间传闻中也没有听到一句半句，我感觉到某种巨大的缺失和缺憾。这种心理是我构思这部长篇小说时越来越直接的一种感受，一个正在构思中的类型人物，要有一个真实的生活里的人物为依托，哪怕这个生活人物的事迹基本不用，或无用，但需要他或她的一句话，一句凝结着精神和心理气氛的话，或独禀的一种行为动作，我写这个人物就有把握了，可以由此生发开去，依我的意图编织他的人生的有幸和不幸的故事了。”可见，作家对真实性的追求并不排斥虚构，但是需要一个真实的生活人物作为倚托，这样才能生发开去，编制故事，从这件小的事情可以看出作家对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双重追求，他的艺术真实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历史真实之上。陈忠实在“关中人物摹写”系列作品中，一直在结构着王鼎的故事，七年多过去了，探询查阅早已翔实，就是因为自己对王鼎上朝这个细节他没有经验，也无法完成体验便一再延宕。由此观之，陈忠实的文学创作尤为注重与历史的关联，其小说内容与人物都建立在历史真实之上，即使艺术虚构，也需要一定的历史真实体验做支撑，仅对客观的世界做真实描摹，并不能带来艺术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