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强调最可靠的生命体验及其表达本身是将真实性作为法度，要求创作之前对历史生活体验要绝对具备真实性。从生活体验升华到生命体验，空前突出了创作主体对历史生活自由体验感知能动性之外，强调创作主体对生活体验不仅有理性的判断和知性的把握，还应包括主体对历史生活现场那些生动鲜活的可能性、偶然性、细枝末叶般的感受性，而且这样的体验要求以自由的精神契合方式，以追求鲜活的生命质感为目标，陷入式地发现和体味历史生活感受过程本身的生动性与真切性，不仅是停留在意识层面，还应深入到潜意识的内在，使主客体的生命体验因交互作用而难以分离，从而步入精神自由之化境。生命体验与以前剥离掉的“生活的学校”有着质的区别，前者注重生命全身心地进入生活现场去感受，使主客体发生交融，后者则是以深入生活的冷静姿态去观察生活，去表现生活，停留在了表象和意识层面。同样，生命体验与生活体验也有着侧重点的不同，生活体验更倾向于走向丰富多元的生活内部，而生命体验不仅要肉身进入和情感投射，更要在历史生活现场实现主体精神与客体全面互动，自由交流。而陈忠实对生命体验的经验性感悟本身就是从真实性原则出发，对艺术创作生命基石的夯实。

追求这一境界的历程中，陈忠实是以精神剥离的自我否定一步步脱胎换骨的。从作品可以看出，1985年之前他的创作姿态与现实生活基本是同步的，呈现出平行式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符合他对历史真实的追求，但也正因为如此，反映出对这些生活中的直接矛盾没有足够深刻的认识，停留在对生活的直接展现上，是生活本身“凝结”成了作品。这也是当时中国文学创作的通病。其主要原因是作家的创作观念未独立，深受社会意识形态的支配性影响较突出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更解放了人的思想精神境界，“文学可以作为事业来干的时代来临了”。先是20世纪80年代初，陈忠实质疑一向信奉的老师柳青“三个学校”的主张，“当我比较自觉地回顾包括检讨以往写作的时候，首先想到必须摆脱柳青和王汶石”。在实现第一次“精神剥离”后回到现实主义道路，而随后创作《蓝袍先生》时，他突然意识到民族命运和人的命运、民族的心理结构和人性等等的大命题不应该被忽略。陈忠实自陈：“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开始从另一个视角去看生活，虽然看的也是当代生活，但视角已经不是一般的触及现实社会生活矛盾这些东西了。这主要是因为我这时接受了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学说，并开始用这种视角来解析人物。……这类作品主要从人物外化的性格进入了人物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样一个角度，我自己感觉是深了一层。我后来感觉到，你无论写人物的性格怎样生动，生活细节怎样鲜活、栩栩如生，但要写出人物的灵魂世界里的奥秘，写出那些微妙的东西、神秘的东西，你就必须进入人物的心理结构，而这个心理结构本身是由文化来支撑着的。”经过这第二次“精神剥离”后，作家真正地深入到了人物的心理，深入到了民族文化的内部，才激发起作家的真情实感，生命体验也让作家不再平行于生活，代之以广阔的胸怀去俯瞰历史生活，与历史交流互动了，《白鹿原》和此后的《李十三推磨》等优秀作品才得以产生。很显然，陈忠实的创作成就既是作家精神向度勇于否定自我和精神剥离之必然，也是追求能穿透历史空间的以真实为内核的艺术生命力不断总结不断提升的精神张扬之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