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一词是因历史沿革而产生的地理词汇，该提法最早要上溯到战国晚期，据《战国策》记载，黄歇使秦，恳请秦楚结盟时，这样说道：“臣为王虑，莫若善楚。秦、楚合而为一，临以韩，韩必授首。王襟以出山东之险，带以河曲之利，韩必为关中之侯。”^[13]可见，“关中”早在诸侯国争霸的战国时期，就已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区域地理概念了。对于关中具体的地理范围界定古今史学家有“两关说”“四关说”“六关说”不同理论，如今流传较广的是东晋徐广提出的“四关说”，即“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14]。汉武帝时期，将关中的东大门“西迁”至其函谷道的尽头，从那以后，关中的东大门就成了潼关。由于函谷关与潼关均属函谷道，且潼关的提法直至三国时期才出现，所以函谷关的流传和接受程度显然更高。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等人所编撰的《陕西军事历史地理概述》中记载，现在一般所说的关中，是指陕西中部秦岭以北，子午岭、黄龙山以南，陇山以东，潼关以西区域。该区域东西长约720里，海拔300至600米，内有渭河贯穿其中，号称“八百里秦川”^[15]。

关中地区介于黄土高原与秦岭之间，以广袤的平原景观为主，且有原有隰，原是山麓与河畔间的高地，因此，关中的农耕活动在上古时期就已初成规模，孕育出中国较早的农耕文明。同时，由于古时关隘的设置，关中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延续性和独立性的特征。位于今日陕西省西安市的白鹿原，据说在周平王时期，就得此名。通过考古发掘证实，白鹿原一带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繁衍和生活的重要场所，在白鹿原及其附近，被发现有距今75万—115万年的蓝田猿人的遗址；距今6000年以上的新石器仰韶文化的代表——半坡遗址；葬有汉文帝与窦太后的灞陵等重要历史遗迹。白鹿原如今所属的西安市，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十三朝古都，这十三朝包括了周、秦、汉、唐，这四个时期分别代表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孕育—发展—兴起—繁荣”的四个重要阶段。可以说，白鹿原的悠久历史是关中深厚文化积淀的一个缩影，而关中文化则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重要体现。自远古起就绵延至今的关中文化给予了《白鹿原》诉说厚重故事的一份底气，这份底气与陈忠实先生娓娓道来的关中方言叙事共同给予了这部作品大气磅礴的阅读审美体验。

戏曲承载着中国传统社会民间意识形态，是构成乡间与市井聚落或社区公共空间的重要组织方式。关中地区最具表演性质的区域性戏曲艺术——秦腔，是我国最古老的戏种之一，是梆子戏的鼻祖^[16]。关于秦腔的起源至今仍有“周秦说”“秦汉说”“唐代说”“金元说”“明代说”等不同观点，从这些观点的动态集合来看，秦腔经历了由“秦风”到“秦声”，再到“秦腔”的漫长进程。《诗经》里产生于秦地的篇目就已有秦腔的萌芽，其中，《秦风》风格刚劲，内容多围绕秦人尚武的豪侠风貌，是当地民众的音乐^[17]。

作为陕西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秦腔与当代陕西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秦腔大气磅礴如“秦人摇滚”的艺术特征与孕育于厚重黄土之中的陕西当代文学共同呈现了秦地文化的绵长悠久。有学者在研究陕西当代文学与秦腔艺术的关系时，以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提出的“酒神精神”来分析秦腔，指出秦腔是“极度狂欢性”的艺术，其“形而上的悲剧性”与“黄土高原的莽阔背景”融为一体，契合了当代陕西作家的“精神气质和宣泄冲动”^[18]。这样的判断在《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那里得到了充分印证，陈忠实先生在《我的秦腔记忆》一文中叙述了秦腔在他生命中的深刻印记，还肯定了《白鹿原》的语言与秦腔的关系，他认可了秦腔已经渗进了他在创作《白鹿原》时的潜意识中：“不止一位评论家说到《白鹿原》的语言，似可感受到一缕秦腔弦音。如果这话不是调侃，是真实感受，却是我听秦腔之时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潜效能。”^[19]

在关中，戏楼是承载秦腔的主要演出场所，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尤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腹地，戏楼上的秦腔演出，是古代正统儒家文化与民间民俗信仰的交织产物，它经历了从“娱神”到“娱人”的功能转变。在《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中，温迪·J.达比辨析了风景与其他要素的可相互糅合的特征：“潜在的权力话语由‘风景’‘自然’‘文化’及‘民族’聚合而成。通过对其进行符号学研究并对风景等词语的多层含义进行词源学考证，我们发现人与风景之间存在着富有象征意义的意识形态和恋物化的认同。”^[20]在位于今天陕西省咸阳市周陵镇的周陵中学里，除了周文王、周武王各自的陵墓，姜太公等其他西周陪陵之外，还有一座木牌坊戏楼^[21]。附近的40余通属于历代帝王的祭祀碑石则是历史的证据，与戏楼相呼应，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崇拜和地方艺术文化紧密相连的特征。作为关中最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之一，秦腔的表演在历史的流传中成为“有意味的形式”，在流传中，它的“内容沉淀为形式，想象、观念积淀为感受”^[22]。悠久的历史令具有象征意义的戏楼成为关中地域文化的重要符号，进而激发出秦人的强烈身份认同感。

《白鹿原》的戏楼是关中星罗棋布的乡村戏楼中的一座，戏楼上的秦腔表演不仅承担着乡村生活的娱乐功能，也是在历史沉淀后形成的乡民们重要的社会生活形式，“其组织方式恰好体现了所谓的乡村公共权力的文化网络”^[23]。其实，不仅是秦腔，八百里秦川经历了漫漫岁月，在厚重的黄土和悠长的传统文化浸润后，连秦腔那样的艺术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也常常由乡村权力所决定。正如白嘉轩在《白鹿原》中不仅是白鹿村的族长，也是白鹿村锣鼓班子的班头，他“敲得一手好鼓，鼓点儿是整个锣鼓的核心，是灵魂是指挥”。艺术表演中所进行的“权力展示”通常发生在特定的空间里，为权力赋予进一步的仪式感，于秦腔等表演艺术而言，这个空间便是戏楼。

《白鹿原》多次展现了“戏楼风景”，作为整部作品人文景观的核心之一，它由不同的人物活动构成。戏楼景观被建构为小说内部被浓缩的表演内容，同时被故事内部戏台下的人物和作品外部的读者观看着。它令这种权力展示的意义具有丰富的层次感，既凸显了小说中戏楼上激烈的冲突及其人物的不同背景、阶层、世界观等特征，又在呈现给读者后，将白鹿原上形成“戏楼风景”的多种要素置于时代背景和历史潮流中。由《白鹿原》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作品里，被图像化后的文字叙述，更是凸显了戏楼这一内部空间在整部作品中举足轻重的分量。短短不到4分钟的片花中以戏楼为始，亦以其而终，仿佛暗示了作品即戏、人生如戏的玄机。在整部电视剧中，白鹿村戏楼的画面出现的次数甚至比原著中还要多。比如，电视剧中鹿兆海战死沙场后，白鹿族人为他举行葬礼的灵堂也设在戏楼前，可见戏楼的象征作用在影视中被进一步强化，它已然作为最重要的两个文化符号之一，与白鹿村的祠堂共同承担了展现关中乡村传统秩序与文化形态的艺术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