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风景研究是多学科对话共同孕育出的新领域，对其概念的界定同样具有倾向性不同的解释。张箭飞教授在《风景与民族性的建构——以华特·司各特为例》一文中，将“风景”看作是“自然环境和文化景观叠合而形成的地形学现实”，并认为某一地区之居民的生活方式、信仰和观念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3]由此可见，“风景”这一概念具有复合型的特点，这个复合型领域为多学科交叉研究同一个文化样本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风景与文学”方面，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其著作《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第一章“风景之发现”中，将“风景”视为一种“认识性的装置”，并指出，文学的写实主义“并非仅仅描写风景，还要时时创造风景，要使此前作为事实存在着的但谁也没有看到的风景得以存在”^[4]。文学作品中所展现的任何风景都源自作者的创作，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文化景观，都通过创作主体的视角以艺术的方式展现出来。

作为一种“观看方式”，风景在文学作品中的展现是作家对“主体身份认同”的探索结果。正如吴晓东教授在《郁达夫与现代风景的发现问题》中指出的：“一个人风景认知的启蒙和风景意识的觉醒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后天的心理和感觉的熏陶结果。”^[5]风景理论对《白鹿原》的解读提供了一种新的“观看方式”。尽管已有众多成果来剖析这部厚重的小说，但作为承担故事发生的背景，作品中的风景建构、读者对这些不同景观的认知、作者建构风景时展示的观看方式及其文化内涵，目前却鲜有具体的研究个案。尤其在《白鹿原》先后被改编成同名话剧、电影和大型电视连续剧之后，原本以文字为工具刻画出的风景通过跨艺术形式、跨媒介形式被更加直观地“看”了出来，除了叙述内容本身具有较强的故事性之外，从多种改编作品来看，作为小说中不同“风景”的重要价值，已然被其他艺术形式进行了“再创造”式的深入挖掘。

在《白鹿原》中，人物的活动空间成为“实践的地方”，风景在将“地点”变成“视域”的同时，“将地方和空间变成了视觉图像”^[6]。这种视觉图像是多重复杂因素随着历史脉络沉淀的结果。西蒙·沙玛在《风景与记忆》中写道：“我们所继承的风景神话和记忆必然有两个普遍特征：可延续数世纪的惊人持久力，以及强大的影响力——我们至今仍在遵循它所塑造的习俗。”^[7]投射在对风景感知上的艺术表现，不仅由创作个体所直接决定，而且体现出创作者本身的民族性和时代背景。

《白鹿原》书写的一切隶属近代中国社会的关中“文化圈”^[8]，其景观是这一区域典型物象的集合体，由多种地方化的符号所构成。比如，在文本中，白赵氏将夭折的孩子交给鹿三后，鹿三便在牛圈拐角处挖坑将其埋入，直至牛屎牛尿将孩子的尸体腐蚀成粪土，再挖出晒干捣碎施入麦地或者棉田。作者写道：“白鹿村家家的牛圈里都埋过早夭的孩子，家家的田地里都施过渗着血肉的粪肥。”在《白鹿原》展示的风景里，关中农村是所有景观的根基，而麦地和棉田又是一切农事活动的书写对象。麦地和棉田的土壤里有着血肉的肥料，既是幼小生命逝去的悲哀，也是出生自农耕家庭的生命最终的归所。这些残忍冷酷的书写给寻常的乡村风景增加了沉重而深刻的记忆，背后更是包含着复杂的文化意蕴，作者直观地书写出农民朴素世界观中的“人地合一”和古老的农耕生活中诞生的生殖崇拜思想。在人类学理论中，将土地农事与生殖相结合的原始观念在人类文明中的各民族间几乎是共通的，罗马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说，湿热的原野可能长出“子宫窝”^[9]。这种思想在白嘉轩等农民身上体现为对传宗接代的渴望和大地是关中农村人的最终归宿这样的信念，亦是整部小说中令人震撼的一笔。

诸如这样能够被细致分析并展开讨论的风景书写在整部小说中还有很多，足以体现陈忠实对关中生活体验和观察的细腻精准。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分析狄更斯的创作中的城市时，提出“城市被同时展示作为一种社会现实和一种人文景观。在其中被戏剧化展示出来的是一种复杂的情感结构”^[10]。而对《白鹿原》所描写的乡村景观而言，此观点仍成立，历史悠久的关中为作品中所书写的乡村故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文学中的景观不仅成为作品不可或缺的因素，还为探索地域文化中沉淀的民族性提供了另一个视角^[11]。《白鹿原》是陈忠实先生以“寻根”为心灵旗帜而创作的一部巨著，故事的内容是这片他生活的土地的“昨天”，情感结构的主题是建立在地方文化上的，这种地方特色深深地烙印在作者的创作思维中，使他为“阅读脚下的土地”倾注了数年心血。通过包括《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在内的由陈老所做的相关著作，我们能够发现，这部作品的人物设置、情节设定、故事发展和风景叙事等众多要素，在史料中均能找到有力证据。作者所叙述的故事是建立在历史基础上的，他用文字所建构的人文景观是历史中的社会现实和他本人“寻根”活动中所产生的情感结构的复合体。

除此之外，风景理论为研究当今诸多文化现象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后现代技术革命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加强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这就导致了爱德华·W.萨义德在《虚构、记忆和地方》中所说的现象：“人类发现自己正在经历史上最快速的社会转变，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变成了一个寻根的时代，一个人努力在关于种族、宗教、社群和家庭的集体记忆中寻找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不受历史破坏、远离动乱年代的过去的时代。”^[12]这种现实意义，既与米切尔的风景与权力理论、沙玛的风景与记忆理论有一定交集，又将风景与文学的研究赋予历史的意义，而萨义德还指出了在包括文学作品在内具有“呈现观看方式”性的艺术作品的“寻根”研究时，要警惕将被展现出的、由个体建构出的风景作为直接历史依据，同样为文学艺术与历史现实的关系研究方面提供了重要参考。这回应了上文中作为囊括了创作主体的“情感结构”的人文景观，风景研究的重要意义还在于时刻提醒着研究者们在解读文本，穿梭在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时，既能够把握一种“进入”作品内部与作者产生心灵共鸣的能力，又能够“跳出”作品的某些特定语境，在阅读和体验中保持与叙述主体恰到好处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