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　星

陈忠实先生的作品《白鹿原》自问世至今，它厚重的故事内容，丰富的人物形象，生动的方言描写和典型的地域文化等特征，不仅展示出时代变迁中近代关中的社会风貌，还穿插着与中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历史事件。作品中，“家”的兴衰与“国”的命运紧密相扣，将文学创作提升到了历史使命的高度。陈忠实先生以长达50万字的鸿篇巨制完美地回应开篇所引巴尔扎克的名句“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自1993年问世后，便深深地吸引着庞大的几代读者群，同时，这部被文艺评论界誉为“史诗性”的作品为众多文艺研究者们提供了广袤的探索空间，20多年来，围绕《白鹿原》的各种研究、评论可谓硕果累累。

在《白鹿原》中，除了横跨半个世纪的叙事时间、处于时代转折的叙事背景和个性饱满的众多人物之外，小说所呈现的关中风景同样被赋予重要意义。它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是一切事件发生的空间载体。正如W.J.T.米切尔在《风景与权力》一书开篇所言，要将“风景”从名词变成动词，并强调：“不是把风景看成一个供观看的物体或者供阅读的文本，而是一个过程，社会和主体性身份通过这个过程形成。”^[1]《白鹿原》的风景是多层次的，它不仅同人物活动、故事发展的脉络息息相关，也在同时塑造着特定地理景观的独特性，从另一方面回应了陈忠实在《寻找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中所记叙的自我创作观的“转变”：他在明白了“现代派不可能适合所有作家”之后，产生了“必须立即了解我生活着的土地的昨天”^[2]的想法，这种由古巴作家卡彭铁尔带来的“寻根”启示充分地体现在《白鹿原》具有关中农村特色的景观书写中，构建地方性的景观是对叙事载体的进一步个性化，也暗含了叙事主体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探索。

相比《白鹿原》中的自然景观而言，其中的人文景观，尤其是承载着鲜明地方特色的关中民俗风景能够为作品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其中，作者以戏楼这一文本内部的舞台，建构出具有表演性、兼有“看”与“被看”功能的“戏楼风景”，赋予其多层次的隐喻。它不仅包含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秦腔等民俗艺术，还是白鹿原上不同掌权者的“必争之地”，景观背后浓缩了整部小说中鲜明的权力、意识形态，以及不同世界观之间的冲突等复杂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