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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研究论集
1.6.3 三、乡土史诗叙事是为现实生存成长者开启生命活力渊源的探索
三、乡土史诗叙事是为现实生存成长者开启生命活力渊源的探索

陈忠实的《白鹿原》也在为“历史”而烦。他要敞亮我们民族一直被遮蔽的秘史。“为了知道历史是什么,必须知道实现历史的人是什么。”[2]人既是建造历史的砖瓦,又是设计历史的建筑师和建筑工人。乡土社会的大多数人对此并不明白。他们仅仅生活在第一个层面上,不自觉地把自己当作建造“历史”的一块无关紧要的砖瓦,是“历史”循环过程中一个无关紧要的组成部分,是一个被动的存在。他们忘了或者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历史”建筑师和建筑工人的主动角色,放弃了自己的行动、计划和决定,否定了自己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这种人只会“回想”,不会“预想”,只知道“历史”在循环运动,却没有思考这一运动的出入口就在当下。只知道过去的“历史”对当下的现实作用,却不知道当下的决断对将来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只有对“历史”的回顾意识,却没有直接参与“历史”的意识。他们忘了“我”作为时间性存在的唯一性,忘了“我”对自我的承当以及对“历史”的建构作用。在乡土社会,有两种人具有对“历史”的设计和建筑意识。一种是圣贤,一种是利己主义者。他们明白自身生存于当下,自己的行动却深入到将来,因此,“当下”决定着“将来”,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决定着人自身成长变化的模样。所以,人自己“当下”所做的选择和决断,既是为自己寻找一个进入“历史”的出入口,又是为重建“历史”找到一个基础和开端,让自己置身其中,进行“历史”设计与建造。《白鹿原》复活“历史”,让那些被当代遗忘和遮蔽了却仍然可以对当代人生存成长起开导作用的往事开口说话。让它告诉现世的生存成长者:虽然每个生存者都是在流传下来的生存成长观念中领会自身的能在式样,虽然每个生存者都在既往的“历史”中为自身选择值得模仿的英雄榜样,并在其人生历程中重演榜样的品行,然而,“历史”中既有充满活力健康向上的“白鹿”,也有浑身患病衰朽害人的“白狼”。膜拜前者能给生存者开启生命的价值之源,把世界变得“己安人安”,万民康乐,让“历史”进入和谐健康的轨道;模仿后者则只会毁灭人生的一切价值,让世界变成你踢我咬人人自危的战场,让“历史”滑入瞎折腾的泥淖。那些根据现实生命体验开启“历史”渊源,并以面向未来的心态,与既往健康向上的英雄榜样对话的生存者,才是真正有益于当代的生存者。《白鹿原》对“历史”进行揭秘,就是为现世的生存成长者开启充满生命活力的历史渊源,让现世的生存成长者从中发掘有益的能在式样,为生存者的肉身中灌注灵性,让生存成长者们倾听原始意象——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声音,从而继往开来,创造光辉灿烂的能在天地。

《白鹿原》为历史而烦,就是要沉入历史之中,揭示“历史”本身发展变化的“常道”,沉入“历史”的设计者和建筑者之中,揭示人本身生存成长的“常性”。它既为我们展示“历史”与人性的本色,又激发我们对“历史”和人性进行深入的追问。司马迁《报任安书》讲自己著史的目的,“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道出了古今所有史家的心声。所有正史、野史、秘史的作者,都想把“历史”中的理性与非理性,必然与偶然,划分一个大的界限,从而突破“历史”的乱象,把握“历史”的大方向,都想通达“历史”的变化,把握“历史”的实体。陈忠实也不例外。他的《白鹿原》让我们看到了那貌似循环的“历史”,其实一直在发生着变化,那貌似“重演”的人性,其实一直在进行着更新。首先白家父子两代的“历史”和人性就在变化。白嘉轩是通过对家族“历史”以及祖先人生的“重演”来创造自己的新生,他坐在父亲以及父亲的父亲坐过的那把生漆木椅上,握着父亲以及父亲的父亲握过的白铜水烟壶吸烟的时候,总是进行这样的人生思考:每一代人都是家庭这架大车的一根车轴,当他断了的时候,新的一代应当尽快替换上去,让家庭之车尽快上路,奔向祖宗指定的目标。但是儿子孝文却认为,家庭只能引发他怀旧的兴致,他根本不想再去领受那老一套。“恰如一只红冠如血、尾翎如帜的公鸡,发现了曾经哺育自己的那只蛋壳,却再也无法重新蜷卧其中体验那蛋壳里头的全部美妙了,它还是更喜欢跳上墙头跃上柴火垛顶引颈鸣唱。”他对重演祖先的“历史”已毫无兴趣,只想在未知的新天地里,创新的事业,写新的“历史”。其次,沉入“历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历史”的“常道”。“历史之所以可贵,正因为他是显现变与常的不二关系。变以体常,常以御变,使人类能各在其历史之具体的特殊条件下,不断地向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常到实践前进。”[3]只有在变中发现常,才能把“历史”贯通起来,才能找出人类行为的大准则,历史发展的大方向。随着社会的变迁,白鹿原上的每个乡土生存者自身也在发生着变化。比如,白嘉轩本人由最初的信奉皇帝到后来自行剪掉辫子;从把宗族祠堂里的事看作终生最神圣的事业到自愿卸任族长职责;从起初不理解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到主动帮助共产党的游击队员。这一切都说明,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在者”本身,也在“历史”的运动中逐渐变化着。他们不可能只重演过去的一切,而且也在追求和创造着未来。“能在者”本身的这一特色,使“历史”在过去与未来的两力作用之下,呈现出一种曲折地递进发展的态势。然而,有一点在他身上始终都没有发生变化,那就是对白鹿精灵的追逐与向往。他早年为了得到白鹿精灵的庇护,不惜割舍自家的几亩水田,他晚年看到白家后代干成大事时依然想的是白鹿精灵。白鹿精灵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生生之德”,它经过哪里,就给那里带来生机,它激发人们相互感通,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自我”和“他人”因白鹿精灵而相互感通,“历史”和“现在”因白鹿精灵而相互融合。就连那个极端自我的白孝文,在他创造新“历史”的开端,也要回乡祭祖归宗,也不敢站在家族“历史”之外,纯靠自力创造自身全新的“历史”。这就是《白鹿原》所唱明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本色,也是它着意为中国“历史”而烦的目的所在。

(作者单位 西北大学文学院)

【注释】

[1][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176.

[2][法]科耶夫.黑格尔导读[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5:190.

[3]徐复欢.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