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土社会的生存者之所以大都为“历史”而烦，其中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家族性生存的历史传统所致。由于几乎乡土生存者世世代代都定居一地，生存空间很少有变化，大多数乡民都是祖祖辈辈生于此长于此又老于此。这首先造成了枝叶扶疏、延续千年的大家族如孔家，从孔子上溯，一直可推到夏代，约有1500年的历史，从孔子下延到现代，又大约有2500年的历史。为了生存的关系，大家族又常分出许多小家族，同样又绵延上千年的历史。生存在这种有“历史”传统的家族中，人们自然会养成对家族“历史”的关怀，自然会关注自己在家族“历史”中的地位，会关心自己对家族“历史”应尽的义务乃至对家族“历史”应做的贡献。这就形成了乡土社会所特有的人道——以家为中心的人道。在这样一种以家为中心的人道文化心理制约下，乡土生存者为历史而烦主要呈现为三种情形。

第一是以个体肉体生命持存来延续家族历史。

家族文化中为“历史”而生存决定了生存者向父母所尽的最大责任就是“孝道”。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所以创生新的肉身，使父母的遗体继续生存，让祖先传下的万世之嗣绵延不绝，以至永远，便成为乡土生存者生存筹划的历史性事件。在有子之外，他们还重视子肖其父，以为只有这才是父母之生命获得再生的铁证。这也是每一个做父亲的人最为高兴的事情。白嘉轩就是这种典型：

这两个儿子长得十分相像，像是一个木模里倒出一个窑里烧制的两块砖头；虽然年龄相差一岁，弟弟骡驹比哥哥马驹不仅显不出低矮，而且比哥哥还要粗壮浑实。他们都像父亲嘉轩，也像死去的爷爷秉德，整个面部器官都努力鼓出来，鼓出的鼻梁儿，鼓出的嘴巴，鼓出的眼球以及鼓出的眉骨，尽管年纪小小却已显出那种以鼓出为表征的雏形底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鼓出的脸部特征将愈来愈加突出。

白嘉轩太喜欢这两个儿子了，他往往在孩子不留意的时候专注地瞅着他们那器官鼓出的脸……

这是一种独具中国乡土特色的生命情怀。他对“历史”的重演，人生的重演，格外在意、格外喜欢，并且在乡土哲学中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儒家认为，太极生两仪，两仪相互交感，阳施阴受，创生亿万的男人女人，创生亿万的牡牝之物。创生之物只有像创生者，才有价值，才得人们的喜欢。再对男女分别观察，则男人主阳，女人主阴。男女各具特性，不容混淆。倘若男不主阳，女不主阴，男不男，女不女，性别混淆，就没有价值，受人诅咒。对男女做总体观察，则男人身上有阴性，女人身上有阳性，男女各一太极。同理，就牡牝之物分别观之，则牡物主阳，牝物主阴，牡牝各具特征。将牡牝之物统而观之，则牡物中含有阴性成分，牝物中含有阳性因素，故牡牝各一太极。既然男女牡牝，创生于太极又各为一太极，那么，儿女诞生于父母，自然又是新生的父母了。新父母只有像旧父母才受人尊敬，否则会受人轻贱。这种尊敬，是对肉身“历史”延续的尊敬，这种轻贱，是对肉身“历史”改变的轻贱。所以，在白鹿原上的白鹿村，不只白嘉轩喜欢子肖父，鹿子霖也有此心态。当他做了田福贤的钦差大臣之后，在国民党强抓壮丁的灾难日月，他过去的一个女相好，要求他把他俩所生的娃子认成“干娃”，以逃避壮丁。鹿子霖所欢喜的，是自己的干娃一个个都浓眉深眼，五官端正，的确是他肉身的再生，感到惋惜并为之慨叹的，是这几十个以深眼窝长眉毛为标记的鹿家种系，只能做他的“干娃”。他所希望的，就是干娃们常常来他屋里走动，让他看着他们，就知道鹿家种系自他而后枝儿越分越多，叶子越发越茂，他鹿子霖分身有术，遗体有方，无愧于祖先了。

第二是报本返始，通过对祖先精神的传承来复活历史。

乡土生存者从家族情感出发，以“孝”为中心，探讨肉身生存者如何通过自我的报本返始之心去思慕祖先，让已故的祖先在后代的思慕中得以永生，让“历史”在生存者的思慕中得以复活。这种思慕的外化和对象化，就是乡土社会中最为神圣的祭祖活动：修建祠堂，续写家谱，定时定节给祖先灵位烧阴纸供鲜果。乡土社会的生存者，常在自己祖先灵堂前写上“音容宛在”的奠文。此宛在的音容已经不在天地之间实存，却通过“孝子”的思慕之心，充塞于天地之间，与“孝子”的生命融为一体。在此，“孝子”的思慕记忆起了沟通阴阳、连接死生的作用。正因为有“孝子”的思慕记忆，“历史”才不会死去，过去又整合到现在之中。

作为华夏一角的白鹿原，也把祭祖当作回返生命之根的神圣活动。在那场灾难性的瘟疫过后，白鹿原显出一片空寂与颓败的气氛。9月里收完秋再种麦时，一反往年那种丰收与播种的紧迫，平添了人们的悲戚之情。大家觉得那么多人死了，要这么多的粮食做什么！正当这种情绪蔓延的时候，白孝武在其父白嘉轩的支持之下，及时地主持了敬填族谱的神圣活动。他从三官庙请来和尚，为每一个有资格上族谱的亡灵诵经超度，让后辈儿孙为其先祖燃香叩首，最后将死者的名字填入族谱。这件牵扯到家家户户的“神圣活动”，扫除了一个个男女后生脸上的阴影，给他们的眉眼中灌注了轻松的神气，一下子提高了孝武在族人中的威望。它充分表现了乡土社会中的所有肉身生存者，不愿让死生路断阴阳道隔的心理。

乡土社会的后生们，觉得祖先在世时，不但用辛勤的劳作生养后代，而且用深厚的情思顾念后代。祖先的心中只有家庭和子孙，他们为此而生为此而死，临终前又将这一切移交于身后的子孙，希望后辈子孙能够把这一切照看得更好。这表明祖先虽然离开了阳世进入阴间，然而，他对阳世生存着的后生，仍留存下最后的热情，此情就是对家庭和子孙的难抛难舍之情，是祈盼家庭在离开自己后，能够人财两旺万事顺心如意之情。祖先对家庭和后代的这一番深情，是超出个人生命限度的情意。它发生于祖先临终之前，洋溢于祖先已逝之后，感动孝子贤孙们自然地以其诚敬去祭奠先祖，召唤孝子贤孙们用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态度，去承载先祖的情志，接通死生的裂隙，打通阴阳之间的阻隔。并且，在自身的人生过程中，努力成就死者之志，甘愿遂顺死者之情。切实地用行动让祖先的精神昭垂于后世，使祖先的英灵永垂于千古，这就是精神之“孝”的核心内容。古人所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正是在这里，“孝子”通过尽自身的“孝”心，同时也就尽了先祖的遗愿。二心合一，促成了古今的浑融。它的极致就是孝子贤孙自觉地或本能地用自己的肉身，重演祖先的人生经验，发扬光大祖先的生命精神。白嘉轩在生父白秉德死后，每天早上都要“坐在父亲在世时常坐的那把靠背椅子上，喝着酽茶，用父亲死后留下的那把白铜水烟袋过着早瘾”。吃罢晚饭，他又悠然地坐在那把楠木太师椅上，像父亲一样把绵软的黄色的火纸搓成纸捻儿，端起白铜水烟壶，提一撮黄亮黄亮的兰州烟丝装进烟袋。噗的一声吹着火纸，一口气吸进去，烟壶里的水咕嘟咕嘟响起来，又徐徐地喷出蓝色烟雾。他拔下烟筒，哧的一声吹进去，燃过的烟灰就弹到地上粉碎了。母亲白赵氏看着儿子临睡前过着烟瘾，她时不时地把儿子当成已经故去的丈夫。那挺直腰板端端正正的坐姿，那左手端着烟壶，右手指头夹着火纸捻儿的姿势，那吸烟以及吹掉烟灰的动作，简直跟他老子的声容神态一模一样。

鹿子霖再度春风得意之后，有天晚上从南原喝了一场酒。带着几分醉意回家，在坟园遇到了为逃壮丁专意来投靠他的“三娃”。他一定要三娃骂自己一句最粗俗的脏话，抽自己两个耳光子，或者给自己脸上尿一泡。三娃听罢，撒腿就跑。却被鹿子霖扯住了后领，怎么也脱不了身。三娃既然无法脱身，只好仗胆抽了鹿子霖一个耳光，骂了一句难听的话，之后站在原地等待受罚。没想到子霖却夸奖他，“打得好也骂得好呀三娃！好舒服呀！再来一下让我那边脸也舒服一下。”三娃照办之后，鹿子霖将他拦腰抱起来在原地转了一圈，哈哈笑着又扔到地上，并称赞他“有种！”而且爽快地收他做了长工。看了这一幕戏剧，好心人会觉得这位向来不吃眼前亏，善于以毒攻毒以怨报怨的鹿子霖，突然变得不像他自己。甚或错误地认为，鹿子霖若非酒后发狂，就是突然之间良心发现，于是，借机自惩以减轻内心之不安。然而，事实却是鹿子霖通过这一番作为，用自己的肉身对勺勺爷的勾践精神进行了具体化的“重演”，他想通过这番“重演”，对家族中最有影响的祖宗的人生进行一次深切体验，与这位模范祖宗进行一次深入的心灵感应。他在这种感应中，找到了祖先创家立业的那种生命精神，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位置和生存向度。他为自己能与家族中最有作为的一位祖先进行身心感应而欢畅，更为自己肖于家族中最有影响的祖先而自豪。

第三是通过向历史学习来认识自身，刷新历史。

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各阶层生存者，向以往先辈学习做人的“历史”意向，其模仿先辈过往行为的“历史”方式，都是在为“历史”而烦。这在某些现代人看来，是对生存者自身的能在向度进行遮蔽、对人的潜能进行窒息的一种生存方式。现代人认为，人的生存是面向未来的能在式的生存。每个现世生存者，总是向着未来的各种可能性不断生成和发展。“此在本质上是现身的此在，它向来已陷入某些可能性。此在作为它所是的能在让这些可能性从它这里滑过去，它不断舍弃它的存在可能性。但这就是说：此在是委托给它自身的可能之在，是彻头彻尾被抛的可能性。此在是自由地为最本己的能在而自由存在的可能性。在种种不同的可能的方式和程度上，可能之在对此在本身是透彻明晰的。”^[1]生存者之所以能由现实向可能境界生成和发展，是因为他的肉身中有灵性，他对自己和世界有所领悟，有所谋划，他把世界看作有种种可能意蕴的世界，把人生看作有种种可能性的人生。然而针对上述认识，乡土社会的生存者却会反驳道：每一个生存者最初对自身可能性的领会，几乎都是本能地从传统方面继承下来的。他最初的人生谋划，基本上是对其祖先人生谋划的一种承袭；他要实现的理想，往往是祖先早就立下的宏愿。只有了解古始，才能把握现在。所以，在中国形成了信好先古的悠久传统。

尽管，还有些现代人认为，我们人类既不是生存于过去之中，也不是生活于未来之中，而主要是生存在现在之中。每个在世者都是在当代世界的繁忙和烦神活动中，展开其生存成长历程的。在这一过程中，人认识了自我，实现了自我，而不是通过各种“历史”活动来认识和实现自我。然而，在中国乡土生存者的眼中，上述生存者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事实，即人们现世所要繁忙的事情，往往是“历史”交付的事业；人们现世为之烦神的人际关系，常常是“历史”造成的人际格局。这就是说，“历史”比现实更为威猛。后来者只是普及祖先在“历史”上的创造成果，只是应用“历史”积淀的人生技能。因此，现世的生存成长者仅仅沉入到当代世界之中，并通过其反光来认识自身是不够的，更需要不断沉入到自身或多或少明白把握了的传统之中，并通过“历史”传统来认识自身。白嘉轩如此，鹿子霖如此，朱先生亦如此，乡土社会的生存成长者们无一例外。正因为无一例外，过去的生存传统就对当代生存成长者具有一种优先的统治权，要求他们为“历史”而烦。倘若现世的生存者把“历史积弊”连根拔除，让自身盲目漂游于五花八门的当代文化观念中，就会变成真正的文化浪子。这种文化浪子由于整天活动在与自身极为疏远陌生的文化环境之中，无法创造性地占有自身过去的那些宏伟志向，只好与自身的夙愿决裂。这一决裂，既中断了自身与既往“历史”正常而有意义的对话关系，又失掉了摆正自身位置及正确把握自身生存成长方向的机会，使生存者备受无家可归之苦。因此，每个时代的生存者都有返回“历史”，追寻文化之根，正本清源，倾听历史呼声之必要。唯有这样，人类才不会在生存成长的过程中迷失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