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乡土社会，上层统治阶级都有自己的“家法”，即祖宗立下的做人处事、待人接物的规程。这“家法”以“历史”上的圣哲贤良为楷模，以过去的昏庸无能之辈为借鉴。它是创业祖宗尊重“历史”的铁证，又是后来守业者或引以为戒，或奉以为师的经典教材。这一传统从中国传统思想发生的轴心时期便已产生。先秦诸子之中，孔子慕周，墨子推夏，孟子崇尧舜，他们都在创立自己的学说时，以古代圣贤之言加重自己理论的分量。到了宋明儒学时期，各个思想家都坚持自己的思想是直接取自于六经孔孟。王阳明在龙场顿悟之后，作五经臆说，重定大学古本，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格物新解是儒学的真血脉。当时学者们都反对为学的人不取证于经书，而执持于师心自用造成的错误。在他们眼中，圣人之道只存在于经书里，经外绝无圣人之道，谁若无视经书，也就等于无视圣人之道。谁若舍弃经书，也就等于舍弃圣人之道。儒者做人之乐趣，就在于学习圣人之言，反复玩味圣言中的哲理，体会圣人的深邃用心，并在自己的做人过程中践行圣人之道。于是，孔圣之言就成了他们必须遵守的家法。罗汝芳说：“孔门立教，其初便当信好古先。信好古先，即当敏求言行。诵其诗读其书，又尚论其世。是则于文而学之。”他们诵读圣贤书，听信圣贤言，其态度之认真，信仰之坚定，比法家遵守法律条文、士大夫执行皇上圣旨有过之而无不及。

《白鹿原》中的圣人朱先生也是这样。朱先生有天清晨正在书房晨读圣贤书，适逢省府两位差人要见。他头也不抬地说：“就说我正在晨读。”示意别来打扰自己向圣贤学习。对方强调：“我这里有十万火急的命令，是张总督的手谕。”朱先生说：“我正在晨读。愿等就等，不等了请他们自便。”对方怕他不知张总督是何许人，专门提示了一番。门房张秀才答道，就是皇帝来了也不顶啥。因为对朱先生来说，“诵读已经不是习惯而是他生命的需要。世间一切佳果珍馐都经不得牙齿的反复咀嚼，咀嚼到后来就连什么味儿也没有了；只有圣贤的书是最耐得咀嚼的，同样一句话，咀嚼一次就有一回新的体味和新的领悟，不仅不觉得味尝已尽反而觉得味道深远；好饭耐不得三顿吃，好衣架不住半月穿，好书却经得住一辈子诵读。朱先生诵读圣贤书时，全神贯注如痴如醉如同进入仙界。”除了读圣贤书，朱先生下最大力气做的工作就是编县志。考证历史沿革、风土人情、物产特产，叙说历朝百代达官名流文才武将忠臣义士的生平简历，核查数以百计贞洁烈女的生卒年月和扼要事迹。“历史”之外的东西都在他的意向中被悬置，他的生存意向主要聚焦于“历史”上。

在中国乡土社会里，后人的生存成长领域，往往都经祖先做了“历史”圈限；后人的生存成长志向，往往都出于祖先的“历史”筹划；后人的生存成长理想，往往都出自祖先的“历史”昭示。因而，这里的朋友往往都是世交，仇家往往都是世仇。每个人无论是做好人办好事以利人，还是做恶人办坏事以害人，都有其“历史”的原因。在这里，信任往往是“历史”的信任，鄙视也常常是“历史”的鄙视。鹿三之所以要做白家的义仆，甚至为了白家的荣誉，不惜杀害自己那不名誉的儿媳，是因为白家“历史”上就以仁义闻名，从白秉德起就对他有恩。他之所以瞧不起鹿子霖，是因为在他眼中，鹿家祖先“历史”上就根子不正，靠卖沟子起家的，没什么德性喀！鹿子霖之所以对当乡约兴趣大，是他想实现创造鹿家“历史”的勺勺爷的遗愿，改变鹿家世代只能给白家当帮手的劣势地位。盘龙镇吴老板之所以要把自己的爱女嫁给家境已经衰落、生活已经潦倒、人们都认为有克妻之命的白嘉轩，是因为其祖先在“历史”上曾经提携过他姓吴的，他要以嫁女来报答那段“历史”的恩情。由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与古人古事相拉扯的社会，中国乡土人生是与“历史”相关联的人生。在中国乡土社会曾经有过，荣耀都佩戴着光荣的“历史”勋章；曾经受过，耻辱都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十字架。

乡土社会之所以有如此浓厚的历史情结，是因为在乡土生存者的眼中，世上的人、人的“历史”，以及人所栖居的世界，都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交互轮回。“历史”的过去，犹如白鹿村老爷庙那棵七搂八拃另三指头的老槐树，即使被岁月掏空了心，却依然能够郁郁葱葱地生长，并形成一种凝聚不散的仙气神韵，保佑着现在，祝福着未来。故而，“历史”上曾有的人生事业，曾经历过的生命体验，曾筹划过的光辉前景，在新的现实中绝不会化作毫无生气的化石，它往往会以新的形式继续生存。这种新的存在方式，又都表现出鲜明的两重性，一方面不断重演着“历史”，另一方面又在挖掘着过去的生存潜能，完善着过去的存在缺陷，实现着过去的生存遗愿，开拓着过去所发端的生存前景。因此，中国乡土社会的生存者关注“历史”时，从来不把“历史”当作一种单纯的景观，他们谈论“历史”时，也没有把“历史”当作一种打发空闲的无聊话题，而是将其作为自身的现在以至未来必须消化和占有的有机养分。在这种“历史”视点下，“历史”成为有机的生命体，它也生生不息地轮转运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