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要成为一个完全具有鹿性仁德的“好人”，却是不容易的。这是因为：首先，每个生存者自身内部都具有利用和吸收整个外部世界，丰富壮大自我的利己主义的倾向；其次，每个生存者的心中都有一种征服世界、统治别人，让整个世界以自我为中心，让自我成为宇宙间一切存在理由和目的的野心，这种野心使生存者调动自己的所有能量，尽其所能地向外扩张和侵犯，以此把自己变成恶狼，如民谚所说“变狼好吃肉”；第三，人生是时时发展变化的流动过程，人时而欢乐，时而悲愤，时而充满豪情壮志，时而又卑微自私。个人的生存成长史，大半都是狼性与鹿性交替呈现不断斗争的过程。要让一个变动不息的生命，始终朝向具有鹿性仁德的好人之维发展，确实困难不小。

所以，在白鹿原为代表的中国乡土社会，鹿性“好人”精神大多只在圈内呈露，只是一种受局限的“好人”，缺乏推己及人直到无限的感通情怀。因此，无法打通不同圈子人们之间的界墙，不能在不同圈子人们之间架起互谅互让、共生共荣、同福同乐的桥梁。一旦越出圈子半步，一旦遇到局外人士，马上就由“好人”变成“恶人”，由白鹿变成白狼。几世仁义传家的白嘉轩，用阴谋巧换鹿家的风水宝地；聚集族人在祠堂明打狗蛋和小娥的屁股，暗伤鹿子霖的脸面。鹿子霖以牙还牙，巧设美人计，让田小娥抹白孝文的裤子，亮他白嘉轩的丑。自称从不负人的好汉鹿黑娃，命令下属打劫时，千万别伤害鹿兆鹏的媳妇，却一定要蹾死鹿子霖，砸断白嘉轩的腰身。这种不纯粹、不完全的鹿性“好人”，心中容不下一个小小白鹿村，更容不下一个广大的白鹿原。这种对圈外人暴露吃人的狼性的“好人”，总盼望“他人”家中的烟囱别冒烟、总想把“他人”放进人肉鏊子烤一遍，因而，对乡土社会广大的共在有着极恶劣的危害。它是破坏人性和谐共在的狼性因素，由此发展出“狼性的我”。

这种“狼性的我”，是乡土中国另一种典型存在。在狼性之“我”的心中，既然“我”是天地的中心、人伦的基础，那么，“我”就应该享受这个中心和基础所应享受的一切权利。“我”就应该主宰天地自然，应该役使人伦关系，应该让天地自然和人伦关系来为“我”服务，满足“我”的各种人生要求。如果他们不帮“我”达成目的，而要阻挠“我”，“我”有权采取特殊手段征服之。然而，冷酷无情的现实告诉“我”，要达到这种荣耀程度光自恋不行，必须提高“我”的社会地位，爬到权力宝座上，只有掌权的人才能真正实施自我中心。所以，“我”人生追求的中心应是权力而非德性，是当权而非成德。“我”是国民党的县长史维华，就能够以国民革命的名义对本县人口和土地进行彻底清查造册，再由县府加盖印章，接着要求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按土地亩数和人头交印章税。相反，假如“我”不当官、没权没势，就只能压抑自己的欲望，扭曲自己的性格，就得忍耐无人问“我”的寂寞，就得忍受缺衣少食的贫困；在“他人”吃腻了鱿鱼海参白米细面而以泡枣养身的时候，“我”连窝窝头都吃不饱；当“他人”三妻四妾生子享乐同步进行的时候，“我”却只能把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男女性在牛马棚中通过酸故事发泄出来。有权势者都有显赫的荣名，“我”只能是个下贱的“猪娃”“狗蛋”；有权势者打个喷嚏能在白鹿原掀起一股风浪，“我”即使大吼一声也只会被当作蝇叫；有权有势的跺一下脚能使白鹿村乃至白鹿原发生一次地震，“我”即使用石夯砸地也产生不了地动效应。有权有势的鹿子霖可以在白鹿原大张旗鼓地交许多女人而不受任何处罚，“我”狗蛋在田小娥的屋子外面学几声狼叫，念几句发泄“力比多”情绪的淫诗，就要在祠堂中挨刺刷。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追求权力成为当权者是人生第一要事，权力可以把“我”变成自由吃肉的“狼”，没权把“我”变成任“狼”去吃的肉。

狼性的“我”，认为“他人”都是“我”的对头，时时都在争抢“我”的主体地位，异化“我”的生活世界，把“我”变成被动的客体。因此，“我”与“他人”没法相互沟通。更可怕的是，在狼性的“我”看来，“我”与“他人”共存于一个商品经济不发达、社会财富很有限的乡土社会之中，大家都想拥有无限的财富、娇美多产的妻妾，生出成群俊样的后代，都想拥有更大的权势，成为真正的主体，以注视“他人”、主宰“他人”，让世界为“我”而存在，并以此解除被“他人”当作对象任意宰割的忧虑。这就是说，“我”与“他人”有着共同的人生追求与向往，“我”以财色权为唯一有价值的东西，为了追求财色权，“我”与“他人”都把同情心抛到爪哇国去，而相互麻木、冷漠、嫉妒、欺诈乃至残忍相对。各人都一边掂量自己，一边估摸对方，权衡各种优劣长短，然后，以己之长进行奋争：势力弱小则谄媚卑屈，势力强大则咄咄逼人；心智高则伪善地“细做”对方，体魄壮则直接“粗整”对方。其目标都是要把“我”从对象变成主体，从手段变成目的。

也许有人会指责这种狼性的“我”忘掉中国乡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我们”的存在形式。然而在狼性的“我”看来，乡土社会确实言必称“我们”，比如，“我们”庄稼汉、“我们”姊妹、“我们”兄弟、“我们”原上人等，但这并不能使“我”与“他人”融合如一，只能对“我”和“他人”进行异化。当有了一个共同的谋生职业，如种地时，就产生主体“我们”——“我们”都是农民。然而，“我”是少田无产只能给人拉长工打短工的穷苦农民李相、王相或黑娃，他却是田连阡陌富比王公的郭财东；“我”可怜得连半个媳妇都问不起，他却有几房女人；“我”想与他融合，他肯定会以此为羞，阿Q不能被肯准姓赵就是典型的例子。其次，一旦有了共同的关注对象时，似乎也能产生主体“我们”，比如我们都在贺家坊的戏楼前看戏，我们都被一个虚构的戏剧对象《走南阳》所吸引，我们都在关心刘秀与村姑之间那场打情骂俏的过程。然而，就在戏台下的其他人都畅快地起哄叫好打呼哨的时候，唯独“我”白孝文的下身受到了田小娥的撩拨，声誉受到田小娥的威胁。戏曲把“我”和台前所有人都规定为看戏的人——主体“我们”，似乎“我”的角色可以与任何一个看戏者互换，而“我”白孝文所受的威胁在实际上是台下任何一个其他看戏的人所无法代替的。一旦他们知晓此事，不但不会因为我们都是看戏的而同情“我”，反而会把“我”当成戏台底下的耍骚者，对“我”发泄愤怒，实施肉身攻击。

在乡土社会，除了主体“我们”外，还有对象“我们”。这种对象“我们”是由第三者的意识所创造和承担的。第三者只要愿意，可能随便地把出现在自己视界中的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凑合成一种对象“我们”。实质上这个“我们”的内部也存在着巨大的裂口和尖锐的对立。在第三者眼中，我鹿子霖与白嘉轩既然共进一个祠堂，同出一个老根，就必定是血肉结成的共同体，“我们”之间就是血亲同盟。这实质是抹杀了“我”与白嘉轩精神志向的不同，即我最崇拜勺勺爷，他最崇拜白修身。也抹杀了“我”与白嘉轩做人准则的不同，即“我”决心践行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人生格言，白嘉轩在做人方面不但以德报德，而且以德报怨。这个“我们”是由第三者强行撮合起来的一个异化存在。第三者对对象“我们”的异化之处更表现在，“他”把任意一个对子用自己的目光融合起来，不分主客，不辨主动与被动，对其强做等同观。当第三者看见“我”白孝文走进田小娥的破窑洞里，或者看见“我”从那破窑洞中走出来，“他”就断定“我”和田小娥是一对不干不净的淫魔，断定“我”伤了祖先的脸面，坏了家族的名声。第三者根本不分辨“我”白孝文是主动走进那破窑的，还是受到勾引后被动进去的，或是不自觉地陷入“他人”事先设计好的圈套之中被套进去的，也不问“我”目前是否已经做下了不体面的事，或者虽有淫贼之心而无淫贼之胆。“他”不问青红皂白把“我”拉进祠堂，当着列祖列宗和同门叔伯兄弟的面，揭“我”的皮，伤“我”的脸，强行拖“我”掉进人生的深渊，使“我”在人生路上徘徊之后走向正道的向度被彻底切断。这种对象“我们”纯粹是由第三者强加在“我”与田小娥头上的。在这一“我们”中所呈现的是第三者的存在。它表明了“我”与他人只能是一种超越与被超越的关系、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总而言之，是狼与肉的关系，绝对不可能在相互感通的基础上形成融洽如一的和谐关系。

白鹿原上出现了白狼，必然给生存者带来了许多可怕的灾难，带来了许多不该有的血泪，带来了许多学狼吃人的人。鹿子霖坐牢期间，鹿贺氏为了救他出狱，把鹿家藏在牛槽底下、墙壁夹缝和椿树根下面的黄金白银全挖出来送给那些掐着丈夫生死八字的人，她甚至把门房拆了，把门楼卖了换成现洋去赎丈夫的命。鹿子霖出狱后，做了国民党联保主任田福贤的钦差大臣，趁到处抓壮丁卖壮丁的机会，利用职权填补自己坐牢期间造成的财政亏空，把灾难转嫁给白鹿原的下层百姓。上层有了吃人的白狼，下层也就产生了以毒攻毒，将难堪与灾难像皮球般踢回的学狼吃人者，用土匪大拇指芒儿的话说就是：“旁人尽给咱造难受教人活得不痛快，逼得你没法忍受就反过手也给他造难受事，把不痛快也扔到他狗日头上，咱就解气了痛快了。”^[3]下层学狼吃人者的逻辑是，本来低下的社会地位只容“我”安分守己，做个与人无争的良民，然而，他人却张开吃人的大口，逼得“我”走投无路，不容“我”与人无争，否则，天地之大无容“我”站立之处。为生存“我”只能铁下一条心，与跟“我”过不去的人撕咬，更与“我”跟他过不去的人打斗。鹿子霖走运时在原上喝五吆六作威作福，当其倒霉时，受害者把鹿家祖坟变成解手泄愤的官茅厕，更有恶作剧者，不惜冒险，爬上半人高的墓碑顶端撒尿拉屎，把引着儿媳和孙子上坟的鹿子霖几乎气疯。白鹿原上那些白狼和学狼吃人者们，都觉得自家不该遭受灾祸的打击，而别人家的烟囱则不该冒烟，因而，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把人生过程变成制造和复制灾祸的过程，以此泄愤，图一时之快，而最终享受到的却是无尽的烦恼与恐惧。论语云：“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即白鹿人格，胸无拘碍，积健以体仁道，浑然与万物同体，故大生无穷尽，大明无遮蔽，知周万物，道济天下；小人即白狼人格，自造障碍，自己遮蔽生命之光，忧愁苦恼郁积于胸中，不得畅快。

狼性的“我”不得畅快，从根子上说是因为其执心太重，自觉不自觉地远离社会伦理人生圈，而进入了社会生物圈，疏离文明而靠近愚昧，捐弃仁爱而求助狠毒。那些嫁祸于人的人，不想在生活中追求善，不认为人类有善心可言，而要用各种恶行把人生变成不能和谐安宁，只能冤冤相报的大斗技场；那些以恶抗恶的人是把用恶来复制血泪当作制止血泪，争取和谐幸福的唯一手段，他们的内心充满了仇恨，决心要把白鹿原变成你烙我、我烤你的人肉鏊子，以释放自己的原始攻击性，满足自己的血腥本能。他们就这样用生命活力把白鹿原推向永远动荡不安的苦难深渊，把人们引向生存歧途，堵塞了进入安宁和平的可能性，而处在这种动荡生活的风口浪尖的狼性之“我”自然也时时面临各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