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炜在他的文章中曾对《白鹿原》写作的“地方志意识”做了极富启发性的研究。他主要倚重陈忠实的自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一书，从思想气质和文学观念养成的角度对陈忠实“地方志意识”的生成脉络做了精彩的梳理，并联系“九十年代思潮”，突出地强调了“本地意识”在《白鹿原》中起到的重要作用^[2]。我想补充的是，“地方志”对《白鹿原》的影响不仅是素材上的，也并不直接地是文学观念上的，“地方志”作为一种史传书写的方式，还对《白鹿原》的叙事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是客观地刻写于文本之中的，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要素而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对它的考察将为我们理解陈忠实的“地方志意识”与其“文学观念”之间的联系提供最可靠的证据。

与阎连科的《炸裂志》或霍香结的《地方性知识》等所谓的“方志小说”不同^[3]，《白鹿原》对“地方志”的艺术挪用并不是表面的，它更多的是深层结构原则和叙事编排上的。与我们的论题直接相关的是，“地方志”叙事的时空模式对《白鹿原》的重大影响。陈忠实把地方志书写的时空模式引入小说，让乡土社会中阶段性地重复出现的人祸、灾异与宏大历史叙事（尤其是“革命历史叙事”范式）纠缠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具有内在张力的时空体秩序，这个时空体秩序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

传统的“地方志”内在地包含着一种“时空体”形式，即一种封闭空间与循环时间相结合的历史书写模式。空间上的封闭性是“地方志”的表面特征，时间上的循环性则是其乡土世界观的表现。《白鹿原》所塑造的艺术世界可以称作是一个“村庄时空体”，它的空间封闭性与时间的循环性是与“地方志”一脉相承的。正如巴赫金所说：“在文学中，时空体里的主导因素是时间”^[4]。因此，我们尤其要关注《白鹿原》中的循环时间及其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

村庄生活的时间秩序是循环的、周而复始的。这是农业生产和乡土生活自身的节奏。在这个时空中，人与自然的统一性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在乡土生存者的眼中，世上的人、人的‘历史’，以及人所栖居的世界，都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交互轮回”^[5]，因此，“天不变，道亦不变”，生活就像他们持守的这片土地，就像他们信奉的天命和道德一样是永恒静止的。时间是循环的，人事代谢如同四季轮回，时间的力量造成的“变化”是表象，而不是本质。农业生活的秩序重复性地被“年馑”“旱灾”“瘟疫”和“兵祸”“匪祸”所打乱，同时它也会阶段的被恢复。也正是在正常秩序被打破的那些“例外状态”中，产生出真正的本雅明意义上的“农夫型”故事^[6]，它构成了农民眼中的“历史”。

《白鹿原》的“传奇”特质不仅仅表现在许多传奇人物的传奇经历上，而且表现在这种“传奇”故事得以生成的时间感受上。在这种时间感受中，时间只是假象，它不改变什么。时间只是显现的契机，它是必然借以显现的曲折镜像。在白鹿原上的农民眼中，历史是王者的历史，是王者家族的兴衰史，也是核心家族的争斗史。这种历史观念本身是“传奇”化、戏剧化的。它把人分为两类，并依据舞台空间的建构而塑造了两类主体，一类是在历史舞台上演出的人，一类则是旁观者。在历史舞台上演出的是有名有姓的主人公（白鹿原作为舞台本身正是由“白”“鹿”二姓命名），旁观者则是无名无姓的群众。无论是主人公，还是旁观者，大家受同一种必然“命运”的支配。在《白鹿原》中，白家的“龙种”就是由历史（族长由白姓承袭）和天命（“风水宝地”的作用）神秘地决定了的。同样的，历史的进程不过是验证“龙种终究是龙种”的过程。另一方面，在个体生存的层面，传奇故事演绎的典型意义的发家史（鹿勺客）、败家史（白孝文）、浪子回头（白孝文）等情节也是作为家族斗争史的一部分而被书写的。

从本质上讲，在白鹿原的农民的意识中，自己不是历史的主体，不是参与者，而是历史的旁观者。甚至像朱先生这样的圣人，当他从历史舞台上退下来时，他也自然地占据了旁观者的位置。当他提出“鏊子说”的时候，实际上也把自己做了历史的旁观者，把民族历史理解为国共两家的争斗。这最终还是我们所熟悉的传统的“家天下”的政治—神学历史观。把现代史（尤其是国共之争）看作是“窝里斗”，这一点使《白鹿原》备受诟病^[7]。但是，人们忘了，这不过是从人物观点出发而做出的评论，它并非是作者的观点，而是他所书写的农民的观点。这种朴素的历史观是由这些人的生活条件决定了的。如果他们的生存依附于自然和权威，一旦离开了这些，他们便不能生活，那么对天命和权威的崇拜意识便不可避免。

因此，应该把陈忠实所谓的“秘史”，理解为从农民自身的世界观来观照的“历史”，这个“秘史”与宏大历史一样是值得怀疑的，同时也一样是有现实基础的。正是在两者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理解“地方志”文类形式对于陈忠实写作的真正意义。传统的“地方志”叙事与宏大叙事不同的是，它只是记录和保存本乡本土的重大人事，却无意从中梳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脉络，因为，从它内在的循环时间观来看，根本没有本质上的“新”东西，一切都是旧的，而且是不变的。而宏大叙事则以对历史的概念把握为前提，以先已具有的目的论模式和新事物生成的角度来理解历史，一切事物就必须从新旧矛盾的方面得到价值的评判。但是这种理解方式的片面性在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释旧事物的长久存在本身。而这恰恰是真正困扰陈忠实的问题，那就是，已经经历了现代化洗礼的中国人为何依然被旧的东西所缠绕，这种旧的东西之历史根源在哪里？

我认为，陈忠实通过挪用传统“地方志”叙事的时空体框架，从而获得了一种悬置历史判断的审美立场，使得他能够尽全力去做他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如雷达所说，在《白鹿原》中，“陈忠实的全部努力，就在于揭去覆盖在历史生活上的层层观念障蔽，回到事物本身去，揭示存在于本体中的那个隐蔽的‘必然’。”^[8]“回到事物本身”，“悬隔”终极判断，这种哲学理念是20世纪现代社会的产物。在小说领域，我们所熟知的自福楼拜以来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其实是这种哲学理念在艺术领域的具体化，这也是陈忠实通过表面的回退，通过挪用传统“地方志”的叙事形式而获得的极具现代性的艺术观照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