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快要结束时，为了找我，弗林特医生第三次动身前往纽约。有两名候选人在竞选国会议员，他在投票期间回来了。我孩子的父亲是辉格党候选人。在此之前医生一直都是一名忠实的辉格党拥护者，而如今他使出浑身解数来击败桑兹先生。他请了很多人在他家的树荫下吃晚饭，并为他们提供充足的朗姆酒和白兰地。如果哪个可怜的家伙喝高了，欢欣雀跃开诚布公地说自己其实并不打算给民主党投票，那他就会被毫不客气地丢到街上。

医生的美酒徒劳无益。桑兹先生当选了。这一事件令我忧心。他还没有释放我的孩子，如果他死了，他们就要受他后代的支配了。我常听见两个小声音仿佛在乞求我，不要让他们的爸爸在没有确保他们自由的情况下离去。我已经好几年没跟他讲话了。自从那晚我身着水手服从他身边经过但没被认出之后，我几乎没再见过他。我想他离开之前应该会来拜访，跟外婆讲一些跟孩子有关的事，我决定采取行动。

他去华盛顿的前一天，我做好了安排，到了晚上我要到下面的储藏室去。我发现自己僵硬笨拙到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都很困难。到了储藏室我的脚踝一下就瘫软了，我筋疲力尽地倒在了地上。我的手脚似乎再也不能用了，但是心里的目标促使我聚集起浑身力气用双手和膝盖爬到窗口，躲在一个桶后等他来。钟表响起，到了九点钟。我知道轮船会在十点到十一点间启航。我的希望落空了。但就在这时我听到了他的声音，他对一个人说：“等我一会儿。我想见见玛撒阿姨。”他出来经过窗口时，我说：“等一下，让我为孩子们说几句话。”他停下脚步，犹豫了一下，接着径直出了大门。我关上了特意打开的百叶窗，在桶后瘫倒下来。我受过很多苦，但却不曾感受过刚才那种沉痛的悲伤。难道我的孩子对他而言已经无足轻重了吗？痛苦的回忆涌入脑海，我都忘了钩上窗子，直到听见有人打开了百叶窗。我往上一看，他回来了。“谁在叫我？”他低声说道。“是我，”我回答道。“哦，琳达，”他说，“我认得你的声音，但我不敢回答，怕我的朋友们听到。你怎么来这儿了？难道是你冒险进到屋里的？他们疯了，居然让你进去。我宁愿听到你被彻底毁了。”我不想给他任何暗示使他得知我的藏身之地，因此我只说：“我想你会来跟外婆道别，所以我到这儿来跟你说说释放孩子们的事儿。你去华盛顿的这6个月会有许多变数，你让他们承受这些变数带来的风险，好像不太对。我自己一无所求，我只希望你能给孩子们自由，或是在你走之前授权某位朋友办这件事。”

他答应会这么做，并表示愿意为买下我做出一切安排。

我听到有脚步声逼近，就慌忙关上了百叶窗。我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想爬回洞里，因为我知道他们会认为我这么做太鲁莽。但他折回屋里，告诉外婆他刚才在储藏室的窗户边儿跟我说话了，并请求她不要让我在家里过夜。他说我简直是疯了才会回来的，这样会把全部人都毁掉的。幸运的是他在赶时间，所以没等外婆回答就走了，否则这位亲爱的老妇人一定会把事情原委向他和盘托出。

我试着回到洞窟里，但发现上去比下来要难得多。我的任务完成了，因此支撑着我的那点儿力气也消失了，我无助地倒在地上。我做了这么危险的事，这让外婆感到惊慌，她摸黑来到储藏室，还锁上了门。“琳达，”她低声说，“你在哪儿？”

“我在窗户这儿，”我回答道。“我不能让他还没放了孩子就走。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过来，过来，孩子，”她说，“你在那儿多待一分钟都不行。你做错了事，但我也不能怪你，可怜的家伙！”

我告诉她，没有帮助我回不去，她必须叫我舅舅来。菲利普舅舅来了，因为怜惜，他也不忍责怪我。他把我背回鸽子笼，轻轻将我放在床铺上，给我吃了些药，并问他还能做些什么。他离开后，我独自一人，脑海中毫无曙光的思绪如将我笼罩的午夜一般黑暗。

朋友们担心我会终生残疾，而我也在长年的监禁中筋疲力尽，如果不是要照顾孩子的想法支撑着我，我倒是乐意去死。然而为了他们，我愿意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