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国演义》形成原因透视

三国文化是影响中华民族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重要文化之一，探寻三国文化品牌对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的启示作用，就是透过表象找寻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深层次的原因，由于《三国演义》在三国文化品牌形成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找寻三国文化品牌形成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找寻《三国演义》形成深层次原因。

（1）三国历史的自身特点是《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得以成书并最终促成文化品牌形成的根本。

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历史中，三国历史只是很短暂的一段，并且历史上类似于“三国”的分裂时期也有多次，秦统一全国前的战国时期，秦末的楚汉之争，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之后中原大地出现的“五胡十六国”，隋末又是大乱，唐末大乱后中华土地上出现的五代十国，元末同样如此。为什么这么多分裂期，唯独三国史演变成了《三国演义》并最终促成三国文化品牌形成了呢？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说：“三国底事情，不像五代那样纷乱，又不像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适于作小说。”^[2]鲁迅先生这段话虽是用来说明《三国演义》之前为什么会有《三国演义》这一类书的，但用于说明《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得以成书的基本原因也是很合适的。根据鲁迅先生的概括，三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简不繁。

众所周知，矛盾是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动力。矛盾过少，情节发展缓慢；矛盾过多，情节线索过于复杂。这两种情况对一般普通大众来说都是不乐见的，三国历史记载了三个国家历史事件，既不像楚汉两国相争，小说只能围绕一对矛盾描写；又不像五胡十六国，小说描写线索纷繁复杂。三个国家历史事件就使得罗贯中在描写《三国演义》时，可以不只围绕一对矛盾描写，他将蜀汉与曹魏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蜀汉与东吴、东吴与曹魏之间的矛盾作为次要矛盾，且蜀汉与东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处于联盟状态，主次分明，既有效推动情节发展，又不至于情节过于繁芜，杂乱无章。

因此，三国历史本身不简不繁的特点，注定了其有成为小说家创作素材的来源，由于小说的受欢迎度又促使一种文化现象广泛流行，从而形成一种文化品牌。

（2）三国故事在三国以后广泛流传是《三国演义》得以成书并最终促成文化品牌形成的基础。

三国故事在三国以后广泛流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诸葛亮去世以后，其故事广泛流传：“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3]唐代，三国故事是通俗文艺重要创作素材，颜师古《大业拾遗记》载隋炀帝观水饰，其中水饰就有吴大帝临钓台望葛玄，刘备乘马渡檀溪等三国故事。北宋时期玩影戏、傀儡戏、说话的伎家们演说三国故事，高承《事物纪原·博弈嬉戏部·影戏》载：“仁宗时，市人有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象。”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载：“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其余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金院本、宋元戏文、元杂剧也多用三国故事，金院本有《赤壁鏖兵》《刺董卓》，宋元戏文有《周小郎月夜戏小乔》《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元杂剧有《徐夫人雪恨万华堂》《终南山管宁割席》等三国故事戏文，元代还出现了三国故事集大成者的平话——《全相平话三国志》。

《三国演义》问世前，各种通俗文艺充分地传播三国故事，一方面为小说创造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另一方面也为三国故事传播积累了一定受众，是《三国演义》得以成书并形成文化品牌的重要基础。

（3）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所体现出的价值观是《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得以成书并最终促成文化品牌形成的核心。

苏轼在《题三国名臣赞》中说：“西汉之士，多智谋，薄于名义；东京之士，尚风节，短于权略。兼之者，三国名臣也。”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也称赞三国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如果我们将上述两位对三国人物的评价归纳在一起，就可以看出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智术高超，二是武勇动人，三是崇尚风节。

对于智术和武勇都很好理解，至于崇尚风节，是崇尚什么样的风节呢？当代学者沈伯俊先生在《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一文中认为：“向往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这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经线；歌颂忠义英雄的道德标准——这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纬线。二者纵横交错，形成《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两大坐标轴。”^[4]因此，沈先生认为“向往统一，歌颂忠义”为全书的主题。沈先生的提法基本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同。罗贯中之所以在小说中能够提炼出这样的精神内核，其实是基于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体现出的这样的核心价值观。这也是三国人物所崇尚的风节内容所在。

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渴望结束战乱，统一全国。当时思想领域，曹魏以天命所归自居，蜀汉盛行汉朝气数已尽，曹魏最终将统一天下的谶纬之学，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束战乱，全国统一是三国时期比较盛行的思想。而一些关键历史人物也以结束战乱、统一全国为己任。曹操曾作《蒿里行》表达他有结束战乱、统一全国的想法。“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刘备初见诸葛亮时：“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可见刘备也有结束混乱时局，统一天下的想法，《三国志·吴书·孙破虏传》载孙坚见袁术曰：“所以出身不顾，上为国家讨贼，下慰将军家门之私仇。”说到底，孙坚之所以奋力讨贼，还是为了国家统一。《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载后主封为安乐县公的策命曰：“朕永惟祖考遗志，思在绥缉四海，率土同轨，故爰整六师，耀威梁、益。公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惮屈身委质，以爱民全国为贵，降心回虑，应机豹变，履言思顺，以享左右无疆之休，岂不远欤！”从这一策命可看出，司马氏是站在爱护老百姓、保全国家统一的基点上看待刘禅投降，这也说明司马氏和蜀汉政权都希望维护国家统一。《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裴注引王隐《蜀记》曰：“艾报书曰：‘……全国为上，破国次之，自非通明智达，何以见王者之义乎！’”可见邓艾也以保全国家统一为王者之义。

三国时期还涌现出很多“忠义”志士。诸葛亮在先主刘备去世后，尽心辅佐后主刘禅，即便二人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他也没有任何僭越的想法，而是采取一些避免矛盾激化的措施，尽力支撑起蜀汉政权这座大厦。诸葛瑾为诸葛亮的兄长，但对其服务的孙吴政权忠心耿耿。《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裴注引《江表传》载孙权在诸葛亮来吴时，曾让诸葛瑾去劝诸葛亮留吴，诸葛瑾拒绝了，并回答说：“弟亮以失身于人，委质定分，义无二心。弟之不留，犹瑾之不往也。”其他忠心于孙氏父子的谋臣武将还有周瑜、鲁肃、陆逊、程普、黄盖等。周瑜面对曹操派来的说客礼让有方，黄盖为维护孙氏父子江东基业在赤壁大战前夕献火攻计谋，献上诈降书，后面对曹操诱惑不为所动。刘璋派人请刘备入益州时，从事王累在州门上吊自尽以劝谏。刘备攻取益州时，刘璋派张任等在涪县抵御，张任兵败，刘备听说他忠心有胆识，便命令军队让他投降，张任大声回答说：“老臣终究不能再一次侍奉二主。”刘备才杀掉他。荀彧是在曹操为奋武将军时就跟随他，他也深得曹操信任，但他依然对汉室忠心耿耿，因不支持曹操晋升公爵被曹操逼死。历史上刘备、关羽、张飞并没有结拜为兄弟，但情若兄弟。《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他曾被曹操俘虏，曹操待他也甚厚，先拜他为偏将军，后又表封他为汉寿亭侯，可他却说：“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事实上他也是如此做的，当他知道刘备在袁绍处时，“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曹操为此赞他为天下义士，《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裴注引《傅子》曰：“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

因此，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体现出智术高超、武勇动人、崇尚忠义、渴望统一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内化为小说思想价值的基石，构成三国文化的精神内核，契合大众的思想和性格，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核心所在。众所周知，在明朝还产生了其他知名历史演义小说，如冯梦龙编著的《新列国志》、甄伟的《西汉演义》，这些历史演义小说之所以未能促成一种文化品牌的形成，原因在于所演义的内容缺乏打动人心的精神内核。一段历史若本身缺乏契合大众思想和性格的精神内核，要将它提炼扩大，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所形成的成果自然也就很难打动人心。

（4）小说作者罗贯中的个人素养是《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得以成书并最终促成文化品牌形成的关键。

《三国演义》问世前，已经有很多类似《三国演义》的通俗文艺演讲三国故事，在流传过程中这些文艺或逐渐消亡或被束之高阁，唯有《三国演义》经受住了时间考验，而这一切与小说作者罗贯中有着密切关系。

罗贯中其人，现存材料较少，《明代杂剧全目·前期杂剧家作品》曰：

罗本，字贯中，或云名贯，号湖海散人。浙江钱塘人，一云山西太原人，或云越人。生元末；盖元明间人。所著小说最富，有《三国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至今盛传于世。或传《水浒传》，亦出其手。戏曲、隐语，极为清新，所制杂剧三种，仅存一种。^[5]

罗贯中本人的文学素养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小说《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从上述材料可知，罗贯中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不仅著小说，还擅长戏曲、隐语，且戏曲、隐语风格清新。徐时栋《烟屿楼笔记》也赞赏罗贯中的文学素养：“史事演义，惟罗贯中之《三国志》最佳……至其次序前后，变化生色，亦复高出稗官，盛传至今，非幸也……大约列国、两汉、不过抄袭史事，代为讲说，而其人不通文法，平铺真叙，惊人之事，反弃去之。”^[6]

王圻《稗史汇编·文史门·杂书类》“院本”下曰：“文至院本、说书，其变极矣。然非绝世轶材，自不妄坐。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7]杨尔曾《东西两晋演义序》曰：“罗氏生不逢时，才郁而不得展，始作《水浒传》以抒其不平之鸣。”^[8]顾苓《塔影园集·跋水浒图》曰“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9]。徐渭仁《所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曰：“施耐庵感时政陵夷，作《水浒传》七十回。罗贯中客伪吴，欲讽士诚，继一百二十回。”^[10]可见罗贯中具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达则兼济天下”的政治情怀，他是“有志图王者”，曾为张士诚幕僚。小说《三国演义》描写了君明臣良君臣相处的理想模式，塑造了诸葛亮这一承载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梦想的典型艺术形象，表达了向往祖国统一、歌颂“忠义”英雄的主题，当与罗贯中的政治情怀及曾为张士诚幕僚的经历有关。

前面已说过，《三国演义》成书以前，已经有类似《三国演义》的通俗文艺在普通大众中流传，这些文艺传播三国故事，也在普通大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却最终没有促成三国文化品牌形成，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创作者多为民间艺人，或没有罗贯中的文学素养，或没有罗贯中的人生经历，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体现出的价值观虽说是内化为小说思想价值的基石，但没有罗贯中广阔的历史视角和政治情怀就很难加以精准提炼和无限扩大以上升到精神生活层面，因此所创作产生的艺术品也就不能达到经典层面，从而打动人心，升华为影响中华民族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文化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得以成书并形成文化品牌，罗贯中的个人素养是重要的一环。

综上所述，可以得知形成一个文化品牌所需要的几大关键要素：一是具有容易传播的特质，内容不简不繁；二是在群众中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三是具有契合普通大众思想和性格的精神内核；四是依靠实力强劲的创作人员提炼和扩大文化固有精神内核以上升到精神生活层面，再借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创作出影响力广泛、大众认可度高的经典艺术品，从而全面带动文化品牌的宣传和普及。这四者又以后两者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