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文化是三国文化中的第三层子文化，也是刘蜀政权的重要文化内容。诸葛亮文化不是局域文化，它是历史为我们留下的民族先进文化。诸葛亮文化遗存遍布全国诸多省、市，已成为三国文化旅游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是精神的。它不但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广博的现实价值和极其厚重的潜在价值。

汉中的诸葛亮文化遗存比之其他地方更显集中和突出，更具影响和魅力。诸葛亮亮相于历史舞台，就以超凡的智慧从曹操手中分享了导演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共同导演了一场三国戏。虽然他没有完成统一大业，但是他为事业奋斗的一生是伟大的，他敏锐、豁达、博学、智慧，他的才能、品质、思想多方面展示给了社会，在历史上获得了“天下奇才”的评价，被誉为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为官清廉，忠心耿耿而为醇臣楷模；爱戴百姓，体恤士卒而受人民敬仰。中国人说“盖棺论定”，他选择了定军山为其安息地，一切生前的作为，一切功过是非，一切思想的光芒，一切道德准则都凝聚于此地。

除此，诸葛亮的军事科技发明也主要是在汉中完成的。史书载：“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云。”^[27]在刘备去世前，诸葛亮的职责主要是搞后勤，基本没有领兵打仗，仅在刘备取蜀遇到困难时“亮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泝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而后继续搞后勤工作，“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28]刘备去世后，蜀汉大权由其掌握，南征北战，以身代劳，遇到了一些具体军事作战问题。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不同的地形作战需要的武器也不同。远距离杀伤武器主要是弓箭，而弓弩的多样性配合，能够更有效地完成战斗任务。在三国时的蜀汉已经使用了连弩，它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武器。可是，在使用的效果上和方便程度上可能尚不尽如人意，于是诸葛亮对其进行了技术革新，使之更能适应战争的需要，“损益连弩”就是讲的这个问题。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西南少数民族叛乱，因作战时间不长，可以发现武器上的缺陷，而却没有时间研究改进。公元227年春，诸葛亮率蜀汉大军进驻汉中，要北伐曹魏，要与曹魏在复杂的环境中较量，特别是在山区作战，从蜀汉的角度讲，兵微将寡，如若在武器的性能方面不能优于对方的话，是很难取胜的。诸葛亮在汉中筹策了一年的伐魏事宜，“损益连弩”则极有可能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三国时的单发弩机在许多地方都有出土，而三国时的连弩目前尚无实物出土。但连弩的制作在现代科技的条件下，已不是大问题，许多地方都开发出了这种供旅游体验的连弩，而是否是当年诸葛亮改进的那种武器，尚有待出土实物的验证。

第二，诸葛亮屡次伐魏，“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伸”，于是发明制作木牛流马，以解决北出秦岭的军需物资的运输问题。这在《三国志·诸葛亮传》和《三国志·后主传》中都有记述，生产基地设在勉县的黄沙。诸葛亮第五次和第六次伐魏，都使用了木牛和流马作为运输工具。裴松之在给《三国志》作注时，引进了木牛流马的制作方法，而当代研究和制作木牛流马者不乏其人，形制各异，门类甚多，但都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要能负重行走于险陡的秦岭大山之中。因此，截至目前，木牛流马的研究和制作仍没有达到令人信服的一致看法，仍停留在理论与制作脱节的层面上。

第三，“推演兵法，作八阵图”。诸葛亮对中国古老的战阵八阵阵法进行了改造、革新和推演。诸葛亮去世后，八阵法不传于世，而在成都新都弥牟镇、重庆奉节鱼复江、汉中勉县定军山下均留有诸葛武侯八阵图垒，后人根据这些图垒对诸葛亮八阵阵法进行了一系列研究。长期以来，研究者很少有从诸葛亮的军事思想意图方面着手探究这个问题，多是就事论事，又以鱼复江八阵图结合易经八卦来研究，越研究越玄虚。清虚白道人李复心所著《忠侯武祠墓志》中有一专题研究，就是“沔阳八阵图考”和“沔阳八阵图说”，笔者认为，李复心的研究破解了沔阳八阵图，化神秘为具体，化繁难为简易。其研究方法异于他人，其研究成果是贴近实战的，是别开生面的。本人在李复心研究的基础上，推出沔阳八阵图在诸葛亮北伐曹魏的前线应是得到了应用的。因此，沔阳八阵法对研究诸葛亮技战术方面的军事思想有重要意义^[29]。如果能在适当的地方，恢复李复心研究的沔阳八阵图垒，对保护文化遗产和发展现代旅游及给后续研究者提供“八阵图”的实物参数，都是很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