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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文化研究(第2辑)
1.7.2.4 三、秦巴地区三国文化的现状与保护
三、秦巴地区三国文化的现状与保护

几年前笔者曾经撰文指出,三国文化作为一种在中国广大民间具有广泛影响的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其主题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念在今天却处于日益解构消解颓势,同样面临着如何保护和开发的双重难题[14]。前面已经说过,秦巴山区的三国文化资源极其丰富,而且具有原发性、独特性、高级别性与广泛的民间影响性等特点。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随着现代城乡经济开发的日益深入及其乡村城镇化运动的广泛开展,秦巴山区古老的三国文化资源正在加速濒临萎缩乃至消亡,陕西省20世纪90年代在勉县著名的诸葛亮陵园附近距离不到3千米的地方建起了规模不小的汉江钢铁厂,巨大的烟囱长期浓烟滚滚,飘落的粉尘已经使诸葛亮陵园蜀汉时期幸存下来的古松柏面临枯萎的危险。而此前,当地乡镇企业已经好几年在三国古战场定军山炸炮采石,使得这座三国名山中部满目疮痍,在当地文物工作者一再呼吁并在新闻媒体的干预下才告停止[15]。目前虽然随着秦巴山区各地政府对旅游业开始日益重视,这种目光短浅的破坏性经济开发有所收敛,但在一些非交通要道地带和偏僻的山区,三国文化遗迹却正在加速消亡。而经历“文革”的深度扫荡尤其是在当今商业性快餐文化浪潮的冲击下,秦巴山区祭祀三国人物的古老民俗活动也在日益减少,三国文化核心价值观念忠孝节义和英雄主义主旋律也在日渐消解,大量三国英雄们的形象和故事沦落成网吧中现代青少年乐此不疲的“三国杀”等打斗游戏。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曾两度改编拍摄成大型电视剧放映,国内也曾几度掀起三国旅游热,但这些暂时的表面现象并不能遏止三国文化在现代正在步步走向衰落的趋势,秦巴山区古老的三国文化日益减缩小消亡也是不争的事实。

笔者认为,虽然我们总体上无力挽回传统三国文化在现代日益走向衰落的大趋势,但在局部仍然还是可以有所作为。

首先,作为现代川渝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者,我们有责任通过自己著述和公共媒体向有关政府和社会民众大声疾呼正视三国文化日暮途穷的现实,重视保护正在日渐减少的三国文化遗迹。民众的文化自觉意识提高之日,才是三国文化遗迹保护真正产生效益之时。

其次,大力借助目前川、陕、甘“蜀道申遗”工程,将秦巴山区的三国文化资源保护纳入文化战略工程之内,所谓“蜀道文化”实际上核心成分是三国文化,甚至可以说蜀道地带同时也就是三国文化地带。蜀道纵贯秦岭大巴山地区,其核心黄金地段四川如梓潼翠云廊、剑阁县的剑阁关、广元市的昭化古镇、朝天关、明月峡,陕西省汉中市境内的勉县武侯祠、武侯墓,诸葛亮休兵屯田、制造木牛流马的黄沙镇,古褒斜道沿线的褒城褒谷口、留坝县姜维屯兵的鸡笼山、营盘村,蜀道北端陕西宝鸡市岐山县的五丈原与久负盛名的五丈原诸葛亮庙,都是蜀道沿线最著名的三国历史遗迹。从这个意义讲,我们应该大力配合“蜀道申遗”工程,至少这一文化工程的运筹进行对于秦巴山区三国文化的珍重和保护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注释】

[1]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961.

[2]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杨洪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1033.

[3]马植杰.三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87.

[4]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张鲁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263.

[5]参见“陕西三国文化中心网”2014年1月18日所刊郭清华《定军山之战确立了三国鼎立》。该文作者曾为陕西勉县博物馆馆长,长期在汉中地方从事三国文化及其遗迹研究,出版发表多部(篇)三国文化研究论著,作者长期持定军山之战是决定三国鼎立重要战役的观点。

[6]关于“三国遗迹”的定义,著名三国文化专家沈伯俊先生曾指出应该有所区分,一是三国时期遗存至今的古迹,如许昌的曹魏故城遗址、南京的石头城、成都武侯祠内的惠陵等;二是虽然出自三国历史或者与史实大致相符,但多少渗入了传说与演义成分者,如成都的桓侯庙、三义庙等;三是有一定三国历史的因子而基本上属于民间虚构的人物的遗迹,如广元昭化的“关索将军夫人鲍三娘子墓”和相传是诸葛亮修建的成都九里堤。见沈伯俊《“三国文化”概念初探》,载《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期。应该说沈先生这一区分辨别颇有真知灼见,也符合当今全国各地“三国真迹”的实际,故从之。

[7]《三国志·蜀书·张飞传》载:“曹公破张鲁,留夏侯渊、张郃守汉川。郃别督诸军下巴西,欲徙其民于汉中,进军宕渠、蒙头、荡石,与飞相拒五十余日。飞率精卒万余人,从他道邀郃军交战,山道迮狭,前后不得相救,飞遂破郃。郃弃马缘山,独与麾下十余人从问道退,引军还南郑,巴土获安”。瓦口关(隘)的具体地址学界尚有争议,分别有渠县说和苍溪说,笔者认为苍溪说较有依据。清代《保宁府志》载:“瓦口关在苍溪东十五里,奇峰拱秀,远望如练,桓侯战张郃屯兵于此。”

[8]保留在今天成都武侯祠的唐代“三绝碑”,记录了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剑南西川节度使裴度率领益州高级官员祭祀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的文化盛事。

[9]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929.

[10]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928.

[11]成都武侯祠始建于何时,史无明载,罗开玉先生经过考证,认为应该为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成汉政权所始建,参见罗开玉《诸葛亮祠丛考五则》,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编《诸葛亮与三国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2]姚铉.《唐文粹卷55,孙樵.刻武侯碑阴》,上海涵芬楼影印四部丛刊本.

[13]张澍.诸葛亮集.北京:中华书局,2012.

[14]马强.三国文化的内涵特征与现代嬗变.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2).

[15]山上炮声隆山体在呻吟陕西勉县定军山风景区炸山取石难制止.华商报,2001-11-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