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时期，秦岭大巴山地区是华夏多方政治军事集团战略角逐的重点地区之一。在三国地缘政治中，秦巴地区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政治、军事地位，不仅为三国时期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如曹操、刘备、诸葛亮、张鲁、鲁肃及西凉马氏集团所看重，而且围绕汉中、祁山、陈仓、夔峡、巴中、西城、剑阁、绵竹等战略要地多次发生战争，在三国鼎立与西晋统一战争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也因这一历史缘故，秦岭大巴山保留了丰富的三国战争文化遗迹，陕西、四川、重庆等成为三国文化资源的富集之地。

秦岭、巴山之间著名的汉中盆地，北隔秦岭以褒斜、陈仓道等北通秦汉王朝政治中心长安、洛阳，南逾大巴山与四川盆地相连，也曾经是汉高祖刘邦当年养精蓄锐、反击三秦的地方，在三国时期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蜀汉著名谋士法正说汉中“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1]；杨洪在向诸葛亮强调汉中对蜀汉的重要意义时也说：“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2]。所以汉中成为整个三国时期魏、蜀双方非常看重的战略要地，建安二十年（215）和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曾经两次率军征伐汉中，第一次取道陈仓沮水占领沔阳，收降张鲁；第二次领重兵经褒斜道征讨占领南郑的刘备，战败而北还关中。特别是建安二十四年曹、刘沔阳定军山战役，蜀军老将黄忠斩杀曹魏悍将夏侯渊，重创曹军，迫使曹魏军事力量撤出巴山、汉水一线。继而刘备在汉中登坛称汉中王，不久又于成都称帝建国，使得蜀汉政权之文治武功达到巅峰^[3]，成为三国鼎立的重要因素。而蜀汉末年，由于姜维等对汉中防守缺乏足够的战略重视，战术上又犯了军事防守的错误，结果使魏兵轻而易举突破汉中防线，长驱直入西川，蜀汉很快宣告灭亡。

秦巴割据与三国分裂的开始。秦巴山区是汉末天下分裂、政治割据发轫之地，早在东汉末年，张鲁即在汉中闭关自守，“雄居巴、汉垂三十年”^[4]。建安十六年（211）刘备集团入川，开始向巴蜀之地寻求发展，很快占领三峡沿线的巴郡江州（今重庆）诸地，并沿嘉陵江支流涪江北上进驻涪城（今四川绵阳），且东进屯兵葭萌关（今四川广元昭化区昭化镇）。建安十七年（212），刘备进军成都并收编刘璋政权，开始在西川站稳脚跟。紧接着是曹操征讨汉中，张鲁降曹，继而刘备在沔阳与曹军进行了著名的定军山之战，黄忠斩曹魏大将夏侯渊，张飞击败张郃于瓦口隘，曹魏势力退出汉中盆地。曹、刘定军山之战意义重大，对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学者甚至提出定军山之战也是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决定性事件^[5]，虽然尚难定论，但也确实有其道理。蜀、吴夷陵之战，刘备败亡，病逝夔峡白帝城永安宫，标志着大巴山东部战事暂告一段落，三国蜀魏战争的焦点开始转向今川北陕南一线。公元226年，诸葛亮平定南中后挥师北伐，经剑阁、金牛道至汉中，以沔阳为大本营，开府屯兵，连年伐魏，有所谓“六出祁山”的军事壮举。公元234年，诸葛亮蜀军终于打出秦岭，屯兵岐、眉间的五丈原，与曹魏司马懿部对垒数月而卒，诸葛亮在秦岭大巴山间度过一生最后八年政治、军事生涯。诸葛亮以后，蜀汉大将蒋琬、姜维等继承其遗志，继续率军与曹魏对峙于秦岭一线垂三十年，直到景耀六年（263）曹魏邓艾、钟会入蜀攻占汉中、成都，蜀汉告亡，秦岭大巴山间的三国战争才宣告结束，而此时距西晋统一已经为时不远。“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不久以后，司马晋朝南下灭吴的统一战争也自巴山蜀水的长江上游开始，西晋益州刺史王濬率重兵自江州沿江东下，克丹杨（今湖北秭归东），破西陵峡阻碍，浩浩荡荡进逼建康石头城下，孙吴末代政权迅速告亡。

由此可见，半个多世纪的三国时期的秦岭大巴山地区战争几乎与整个三国时代相始终，因而秦巴地区有形的和无形的三国文化遗存是相当丰富的，秦巴地区的大量三国文化遗迹^[6]，包括三国时期的古道、古战场和名人墓葬祠庙等，有不少一直幸存至今，值得我们进一步保护与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