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散文有对、策、表、书、教、论、答、诏、铭、令等，它们大多含有明显的说理成分，既在内容上反映了强烈的时代精神，也在艺术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他继承和发扬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散文和秦汉时期散文的优良传统，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自然流畅，简约严明。《与群下教》是诸葛亮对下属进行教诲的一篇文章，作为丞相，考虑问题既全面，又语重心长。文中写道：

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敝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唯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2]

《与群下教》是希望部下诸位能畅所欲言，发表不同的意见，从而减少自己的决策失误。参署是参与政府机关的事务。作者的态度非常诚恳，希望部下要集思广益，如果因小小的嫌疑，不愿提出不同的意见，工作就要受损失。广泛听取意见，合适采纳，如丢掉破草鞋而获取珠玉，比喻非常鲜明。文中特别提出的两位榜样，徐庶和董和，都是群下们所熟悉的，这样写当时的人读起来就会感到很亲切。董和“参署七年”，更加能够成为群下的榜样。《三国志·蜀书·董和传》说：“先主定蜀，征和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献可替否，共为欢交。”诸葛亮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又曾表扬他“每言则尽”，给予极高的评价。诸葛亮虽然身居高位，却非常注意倾听下级的意见特别是不同的意见，这在古代是相当难能可贵的。这篇文章处处见出作者以国事为重的高尚风格，言简意赅，至今仍然有教育意义。

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屯于汉中，准备北伐。出屯以前，发布了《为后帝伐魏诏》，突出地体现了诸葛亮爽健沉雄的艺术特色。该文以刘禅的口吻，先历数曹氏父子篡汉之罪，“曹操阶祸，窃执天衡，残剥海内，怀无君之心。子丕孤竖，敢寻乱阶，盗据神器，更姓改物，世济其凶”，写得义正词严，慷慨激昂。在这种情况下，蜀汉政权合天意，顺民心，讨伐曹魏水到渠成：“昭烈皇帝体明叡之德，光演文武，应乾坤之运，出身平难，经营四方，人鬼同谋，百姓与能，兆民欣戴。”作者分析了后主嗣位以来面临的严峻形势，然后写道：“是以夙兴夜寐，不敢自逸，每从菲薄以益国用，劝分务穑以阜民财，授方任能以参其听，断私降意以养将士。欲奋剑长驱，指讨凶逆，朱旗未举，而丕复陨丧，斯所谓不燃我薪而自焚也。”^[3]此段笔锋犀利，气势雄健，长自己之锐气，灭敌人之威风，气势恢宏。而后庄严宣称：“诸葛丞相弘毅忠壮，忘身忧国，先帝托以天下，以勖朕躬，今授之以旄钺之重，付之以专命之权，统领步骑二十万众，董督元戎，龚行天罚，除患宁乱，克复旧都，在此行也。”弘毅忠壮之情跃然纸上，忧深责重之心溢于言表。通篇充溢着英武果敢、不畏强敌的英霸之气。句法沉郁凝练，行文豪爽无拘，不失为诸葛亮散文中的力作之一。

《诸葛亮集》中较多信函、军令一类的短作，字数在几十至数百，也是精粹可读，为人喜闻乐道。《与张裔教》：“去妇不顾门，萎韭不入园。以妇人之性，草莱之情，犹有所耻，想忠壮者意何所之？”教是文体的一种。为上对下的告谕。据《三国志·张裔传》，张裔为益州太守，雍闿反，缚送张裔于吴。223年刘备去世后，遣邓芝使吴，“从权请裔”。孙权接见后，“有器裔之色。裔出阁，深悔不能阳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权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数十里，追者不能及”。此信或即邓芝转交于张裔者，亮劝裔速回。文仅仅有三十一字，有比喻，有激励，语重心长，委婉深挚。再如《答蒋琬教》：“思惟背亲舍德，以殄百姓。众人既不隐于心，实又使远近不解其义，是以君宜显其功举，以明此选之清重也。”^[4]据《三国志·蒋琬传》，建兴元年（223），“丞相亮开府，辟琬为东曹掾。举茂才，琬固让刘邕、阴化，庞延、廖淳，亮教答曰……”^[5]，文仅有四十二字，面对蒋琬辞让他人，指出背叛亲友不讲道德，是残害、灭绝百姓，选举蒋琬担任重要职位的举动是公正庄重的，将权重责大论述得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