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各家在论及刘桢时提到最多的一个字就是“气”。曹丕在《与吴质书》中称“公干有逸气”。谢灵运在《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刘桢》的诗前小序中称：“文最有气。”^[4]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称：“公干气褊”^[5]。钟嵘在《诗品》中先赞其“仗气爱奇”^[6]，同时又指出他的缺点也恰巧是“气过其文，雕润恨少”^[7]。僧皎然的《诗式》也称：“刘桢辞气偏，王得其中。”^[8]元稹则以曹植、刘桢比杜甫：“言夺苏李，气吞曹刘”（《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四曰：“公干气胜于才”^[9]。胡应麟《诗薮》则称：“公干才偏，气过辞。”^[10]刘熙载《艺概·诗概》曰：“公干气胜”^[11]。陈柞明《采寂堂古诗选》称：“有气故高”。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称赞：“刘桢气最劲逸”。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四十四则说：“公干之诗气较紧而狭。”^[12]从历代作家、批评家的评论来看，刘诗之“气胜”在文学史上几成定论，而刘桢本人也十分讲究和重视“气”。《文心雕龙·风骨》引用了刘桢对孔融的一则评论：“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13]刘勰此议，亦未知其出处，但与《典论·论文》中“孔融体气高妙”之论略同。

谈到“气胜”这个论断，我们有必要对“气”这个概念进行简要的介绍与分析。“气”原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指构成天地万物初始的最基本物质。先秦诸子对于“气”这个概念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特别是孟子关于“气”的论述更为后人所熟知，他在《孟子·公孙丑上》还发表过这样一些高见：

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志壹则动气，气一则动志也。今夫厥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于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14]

孟子所言之气，专指精神的东西，主要是人的思想修养。在孟子看来，“气”可以“养”，养气就是培养一种正义感，是“集义所生者”，就是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是要合乎正义，长期这样做，就是“集义”，由此培养出一种反对不义的精神，其表现出来，说话自然理直气壮。孟子的“养气”之说，不仅激励了中国古代文人对崇高精神品格的自我期待与追求，而且还影响了后世的文气论及文艺美学思想。曹丕在继承了孟子的“养气”说后，构筑了他独特的文论思想，最先以“气”直接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所谓“文以气为主”，就是说文学创作是以作家所察受的天地自然之气为根本，无论是作家的气质、才性、情感，还是表现于作品中的声调、气势、风格等，都莫不是这种气的素质和能量决定的。他把“气”和作家的思想性格以及作品的风格特征联系在一起，这是他的《论文》观点超过前人的地方。曹丕以气论文，评论作家。他认为人有“清气”和“浊气”之分，所以人的才性品质有温有明，有刚有柔，“清气升天，浊气落地”，人得清气则为精神高尚的人，人得浊气则为精神卑下的庸人。在谈到具体作家时，曹丕指出，“徐幹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公干有逸气”等。“公干有逸气”就是指刘桢有超逸不群的精神气质和生命态度。

刘桢具有捷思率直的先天禀赋，所以，他八九岁时便锋芒初露，“警悟辩捷，所问应声而答，当其辞气锋烈，莫有折者”，并且他受正直不阿家风的影响，性格直率。可是他出身寒微，在重门第的时代不敢自傲于人，其气以偏激好奇，倔强孤高出众，基本上是气质好尚使然。刘桢的“气”落实到其作品中，便使其文风骨峻拔，辞气刚烈，有挺拔奇崛之势，如壁立千仞之南岳。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如《赠从弟》其二“亭亭山上松”一诗。南朝诗人鲍照的诗风与刘桢有十分相似的地方。刘诗俊，鲍诗也俊；刘诗仗气爱奇，鲍诗也如此。而且鲍照特别喜欢学刘桢的诗，曾作过《学刘公干体诗五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