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甄故事”并不具有历史真实性，我们还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求得证明。

首先，《感甄记》叙述的故事，在我国中古时代的文献中绝无任何记载，不但直接的记载没有，连间接的反映也没有。尤其是陈寿（233—297）的《三国志》和裴松之（372—451）的注，前者成书于西晋时代，后者成书于南朝刘宋时代，竟然无一言涉及此事，这是最值得关注的情况。然而，《三国志》卷二十九《方技传》所载：

帝复问曰：“我昨夜梦青气自地属天。”宣对曰：“天下当有贵女子冤死。”是时，帝已遣使赐甄后玺书，闻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帝复问曰：“吾梦摩钱文，欲令灭而更愈明，此何谓邪？”宣怅然不对。帝重问之，宣对曰：“此自陛下家事，虽意欲尔而太后不听，是以文欲灭而明耳。”时帝欲治弟植之罪，逼于太后，但加贬爵。

这足以表明曹丕欲治曹植之罪，实与甄氏无关，否则，来自太后的压力就不会起到保护曹植的作用，曹植必死无疑。甄氏比曹植大十岁，在建安九年（204）八月她嫁给曹丕的时候，曹植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所以“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的说法实在荒唐可笑。而后来曹丕、曹植为争立太子的问题，关系一直很紧张；尤其是在曹操去世曹丕称帝以后，曹植过着囚徒般的日子，一直被地方官吏监管，乃至缺衣少食，病弱不堪，其保全生命尚且有赖于母亲卞氏的呵护，如《世说新语·尤悔》第一条所载：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合共围棋，并噉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缾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复欲害东阿，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

在这种情形之下，如何开展叔嫂恋？又怎敢将“叔嫂隐情”写入诗赋授人以柄？曹丕的文学成就虽然与曹植有天壤之别，但也是一代文学名家，有什么文章信息他读不懂？所以，宋代刘克庄（1187—1269）《后村诗话》前集卷一指出：“《洛神赋》，子建寓言也。好事者乃造甄后事以实之，使果有之，当见诛于黄初之朝矣。唐彦谦曰：‘惊鸿瞥过游龙去，虚恼陈王一事无。’似为子建分疏者。”清人潘德舆（1785—1839）《养一斋诗话》卷二也指出：“子桓日夜欲杀其弟，而子建乃敢为‘感甄’赋乎？甄死，子桓乃又以枕赐其弟乎？揆之情事，断无此理。”朱乾《乐府正义》卷十四更鲜明地指出：“按《文选·洛神赋》注载子建感甄事，极为荒谬。……袁熙之妻也，思王求之，五官中郎将求之，然犹曰‘名分未定也’，迨名分既定，则俨然文帝之妃，明帝之母也，而子建犹眷眷不忘；子建在当日亦以文章自命者，奚丧心至此？且文帝独非人情乎，何为而赉以甄后之枕，及《洛神赋》成，居然敢以‘感甄’为名？……庶人之家，污其妻与母，死必报；岂有污其兄之妻而其兄晏然，污其兄子之母而兄子晏然，况身为帝王者乎？”这些意见也都是非常中肯的。

其次，从《文选》的版本系统看，《感甄记》的出现也颇为蹊跷。这篇文献只见于南宋淳熙八年（1181）尤袤（1127—1194）刊本李善注《文选》，六臣注本系统的《文选》均无此文。查检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卷一九《洛神赋》，在曹子建名下有这样一段文字：“翰曰：魏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三子也。初封东阿王，后改封雍丘王。死，谥曰陈思王。洛神，谓伏羲氏之女溺于洛水为神也。植有所感，托而赋焉。”在这段注文下，还有三个小字：“善注同。”意思是说，李善的注与此相同，而并未提到《感甄记》。韩国奎章阁本《文选》也显示了相同的情况。但涵芬楼所藏宋刊本《六臣注文选》无此三字，而仅有“翰曰”云云。“翰曰”的“翰”是唐人李周翰（生卒年不详），他是唐代注释《文选》的“五臣”之一。这种情况表明，李善的《文选注》本来没有这篇《记》，是后人传刻《文选》时增添上去的。清人胡克家（1758—1817）《文选考异》卷四“《洛神赋》”条指出：“此二百七字袁本、茶陵本无，案，二本是也。此因世传小说有《感甄记》，或以载于简中，而尤延之误取之耳。何尝驳此说之妄。今据袁本、茶陵本考之，盖实非善注。又案，后注中‘此言微感甄后之情’，当亦有误字也。”胡氏所说的《感甄记》见于明人陈耀文（约1522—1619）《天中记》卷二十一，应当是依据掺入李善注的《记》辑录的。而这篇《记》混入李善注，也并非尤袤造成的结果，因为正如王晓东所言，宋人姚宽（1105—1162）在《西溪丛语》卷上已经转引了这段文字，当时尤袤刊本《文选》尚未面世。姚宽还指出，《洛神赋》“怨盛年之莫当”，此句下有李善注：“盛年，谓少壮之时不能得当君王之意。此言微感甄后之情。”而余才林则指出，这一段注语见于现存的《文选》各本。宋人喜欢在书上写批语，这段话可能就是宋人的批语被刻工误刻入书的，类似的例证在日本金泽文库所藏南宋刻本《世说新语》中有很多。王晓东也指出：“《文选》尤刻本的李善注文，时有后代读者批注窜入的现象存在。如卷十六《闲居赋并序》作者潘安仁下注曰‘晋武帝时人也’六字，就显然不是李善的注释。因为按照李善注的体例，对于同一个作家，如果前文已经注释，后文就不会重复作注。……现存《文选·洛神赋》李善注中，作者下‘《记》曰云云’和文中‘此言微感甄后之情’之注文，似亦当作如是观。”他的解释是非常准确的。此外，《感甄记》的出现不符合李善注《文选》的通例。王晓东指出：“《洛神赋》作者曹子建下引《记》曰云云，与李注体例明显不合。通观《文选》李注，对于首次出现的作者，李善往往引录史乘，予以介绍。而《洛神赋》正是《文选》收录曹子建的第一篇作品，李善怎么会违背自己的注释体例，不去介绍作者，反而征引《感甄记》，揣度作品的创作意图呢？”随后，他又举出奎章阁本《六臣注文选》（参见上文）以说明“个中缘由”，其立论亦坚实可信。

以上多方面情况咬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关于“感甄故事”和“感甄说”问题的完整的证据链。因此，如果将《感甄记》的叙述视为史实，实际上就无异于将《三国演义》的描写视为史实，李义山一类的诗人可以如此，我们却不可以如此，治中古之学者，必须深明这一点。所以，我们今天研究、评价曹植和甄氏，也就不能以《感甄记》作为历史依据，这就像我们研究三国史不能以《三国演义》作为历史依据一样。曹植的人生之舟本来就承载了太多的苦难。建安二十二年（217），曹植的长女金瓠死亡，妻子崔氏因偶尔穿衣不当被曹操赐死；建安二十三年（218），侄子仲雍、曹整死亡；建安二十四年（219），女儿行女、弟弟曹均死亡；建安二十五年（220），父亲曹操病逝；不久，又有一子死亡；黄初二年（221），嫂子甄氏被冤杀；太和四年（230），母亲卞氏去世。这一切都是曹植人生中的不幸，对他的心灵都有极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在他的文学世界里经常可以听到痛失亲人的悲声，包括对曹丕的深切哀悼。然而对这一切，“感甄故事”的创造者和“感甄说”的尊奉者似乎都是视而不见的。其实，对曹植而言，甄氏是他的亲人，而不是情人，与当时的许多皇亲国戚一样，她对这位美丽、贤德的嫂子非常尊重，也非常喜欢，子建《浮萍篇》与甄氏《塘上行》的互文性关系足以表明这一点。由此我们可以推测，甄氏对曹植的才华也可能非常欣赏。他们之间的关系至多如此。潘德舆指出：“子建人品甚正，志向甚远，观其《答杨德祖书》，不以翰墨为勋绩，词赋为君子；《求通亲亲表》《求自试表》，仁心劲气，都可想见。即《洛神》一赋，亦纯是爱君恋阙之词。其赋以‘朝京师，还济洛川’入手，以‘潜处于太阴，寄心于君王’收场，情词亦至易见矣。盖魏文性残刻而薄宗支，子建遭谗谤而多哀惧，故形于诗者非一，而此亦相类也。首陈容色以表其才，次言信修以表其德，继以狐疑为忧，终以交结为愿，岂非诗人讽托之常言哉？不解注此赋者，何以阑入甄后一事，致使忠爱之苦心，诬为禽兽之恶行，千古奇冤，莫大于此。”清人方东树（1772—1851）也指出：“陈思天质既高，抗怀忠义，又深以学问，遭遇阅历，操心虑患，故发言忠悃，不诡于道。情至之语，千载下尤为感激悲涕。此诗之正声，独有千古，不虚耳。”这就是曹植的人品和诗品，所以，谢灵运（385—433）、钟嵘（468？—518？）等人都将曹植视为诗圣。而在我国文学史上，曹植也确实是继屈原之后的又一位伟大诗人，他的出现，构成了从屈原到陶渊明（？—427）的关键一环。

总之，对曹植而言，拙劣的“感甄故事”以及由此滋生的“感甄说”都不过是佛头着粪而已：这是对崇高的消解，这是对光明的遮蔽，这是对神圣的摧残，这是对永恒的破坏。但就互文性的文学建构而言，这又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个案，其荒诞不经的本身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而事实上，从这个特殊的视域切入中古文学的绚丽世界，我们将会有更多的创获。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