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瑞出现数量的多寡往往被视为衡量帝王功绩大小的表征，如孔融在《周武王汉高祖论》中论周武王与汉高祖功德时，就以各自祥瑞数量的多少来推断。在孔融眼里，周武王和汉高祖当政时均有祥瑞，但汉高祖比周武王的鱼鸟之瑞多出四则德仁祥瑞，这就表明汉高祖天命政绩胜过周武王，故刘邦的能力应远在周武王之上。由此也可窥知当时士人对祥瑞诠释的热衷和重视。

正因为士人普遍认为灾异预兆朝代政治衰亡，祥瑞则是皇权延长、政治清明和天下太平的征兆，所以，历代帝王均对祥瑞灾异十分重视，曹魏易代时期，尤为严重。梳理三国时期各疆域政权对祥瑞的奖掖模式，大体可见三种：奖励献瑞者，赐祥瑞名爵；以祥瑞名为郡县名，大瑞则改年；极力宣扬祥瑞喻义，甚至亲自验证符瑞预兆。

奖励献瑞者，是帝王鼓励献瑞者最快捷、最直接的奖掖方式。比如，曹丕对卞兰所呈祥瑞赋颂，亲撰奖掖文《答卞兰教》，并“赐牛一头”。尤其在孙吴疆域的孙权，还以祥瑞名为郡县名，改年号等。例如，孙权称帝后的第一个年号就以“黄龙”符瑞来命名的，同时，还特“建黄龙大牙，常在中军，令诸将进退向之”。据考，“黄龙大牙”即绣有黄龙图案的将军帅旗，可作军旌，可作仪仗。孙权善作战，以黄龙大牙为帅旗，既显示军队威风，又昭示帝王符瑞。

综观曹魏祥瑞赋、颂、赞、讴等文学作品，可见它们有着共同文学特征：

首先，从内容上看，这些祥瑞赋、讴的撰写都是有一定祥瑞文化内涵的天象或物象，其目的是以祥瑞颂赞君王仁德、天命所归，与当时祥瑞文化的兴盛紧密关联。从艺术特点上看，讲究修辞，句式整齐，赋文以四、六句为主，对仗工整，韵律和谐；颂赞文典雅庄重，着重太平盛世的祥和渲染；讴歌祥瑞不仅句式整齐，且更注重吟唱节拍的和谐优美。从时代文化气息上看，当时祥瑞灾异思想的认知有其特定的历史学术和政治目的，而祥瑞礼典的肇始，已将祥瑞由现象纳入纯粹“典礼”的政教行列。因此，这些祥瑞文学不仅映射着当时祥瑞文化的盛行局面，而且还是祥瑞新文学题材的肇始阶段，具有透视当时社会政治与历史发展的文化史料价值。

汉魏易代之际，为稳定政权、赢得民心并更深度地营造汉亡魏兴的天命时运表象，大臣迎合君主，士人重视祥瑞，并以追寻顺时应命、重建天下为目的，竭力构筑政通人和与和谐文化的治世之象。在这种理念支配下，祥瑞观念和崇瑞之风兴起，形成时代独特风貌的文学景观。从这些赋颂表奏作品中，显见当时士人极为显著的趋同心态：借祥瑞现象维护曹魏新政权应天顺民的合理性，重树曹魏新政权的天命权威性，为其歌功颂德的同时，显现个人的文学才艺。

作者单位：许昌职业技术学院中原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曹魏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