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诸葛亮自追随刘备出山入世，宦途可谓“稳中有升”。白帝托孤，是忠臣兼能臣的他于刘备时期博得的最大殊荣和最高信任。刘备的临终教诲——“父事丞相”，迫使弱小的刘禅“委以诸事”并听任“政由葛出”。自此，“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形成了握有尚方宝剑的诸葛亮总揽大权的政治格局。突出体现诸葛亮位高权大威慑力的当属北伐期间。出师前，诸葛亮对人事做了周详的安顿，并对刘禅明确示以担心和告诫：宫中、营中“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表面上是上奏章，而实质上无异于敲警钟、紧螺丝。至诸葛亮去蜀北伐，他所擢拔的亲信，实担当着一切朝堂大任。因此，“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咨断”。如此被架空、虚化的刘禅，丧失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唯画诺而已。皇帝的尊严和威仪其实已被诸葛亮暗中嫁接于己身。

如此，诸葛亮不是成了好权僭越的不忠之臣了吗？不然。事实上，诸葛亮之所以捆束刘禅的手脚，剥蚀其皇帝的大权，却恰好源于其忠君忧国之心。就当时情形而论，刘禅暗弱，无识无断难振将倾之大厦，倘若诸葛亮不集权挽危，一旦奸佞当权，蜀汉衰亡自不待言，此其一。刘备临终，将军国大事托付于诸葛亮，如此临危受命，非效忠继死不能报其恩。成大事者，若无便宜之权而处处受制于人，岂有成功之理？此其二。因此，诸葛亮总权使威正如其言是“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然而，善意的心愿未必会获得善意的理解。诸葛亮自觉任重而道远，时不我待的焦虑感、紧迫感，敦促着他誓欲在有生之年成就伟业。急功报恩之心所采取的操控军国之举，引起了异己者的诋毁、掣肘。刘禅对此虽未明言，但骨子里定然误解、曲解而有所不满，只不过敢怒不敢言、暂时忍气吞声罢了。诸葛亮殉国后，刘禅的所作所为清楚地逆证了他的隐幽灰暗心理。裴松之《襄阳记》曰：“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11]台湾学者柏杨在《刘禅厌恶诸葛亮》中云：“刘禅在诸葛亮在世时，敬畏交加。可是，却在诸葛亮死后，拒绝为他建立庙宇。而立庙之举，在专制封建社会，是一项最大的荣誉，比现代社会建立铜像意义更大，因为有庙宇就有香火，地下幽魂，还可享受。”^[12]何以相父去世，刘禅会有此冷酷之态呢？追其因，实归咎于威高震主。刘禅违逆人心的冷漠乃是其十足的泄愤之举。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因威高震主招致贬窜乃至杀身之祸的例证俯拾即是。扭曲的封建王朝礼制，一面为志士入仕建功、翊戴王室构筑着进身献忠的云梯，一面却又为无数威镇凶暴的治世功臣挖掘着自毁败亡的坟墓。商纣杀比干，吴王戮伍子胥，……忠烈的史册，满浸着忠臣的鲜血，充塞着功臣的悲凉。曾统帅三军、威风凛然、为汉朝打天下建奇功的韩信，不也是因刘邦所忌，终致身首两分吗？“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13]，韩信的幡然醒悟，道出了封建皇帝残酷而暴虐的本性，揭示出志士仁人凄惨而冷寂的心态。有鉴于此，洞幽显微的诸葛亮在临终之际，岂能没有他积郁怀揣的忧患意识？

当然，运尸回蜀，刘禅或许碍于礼制和相父的身份，并不会将其尸骸怎样。但人走茶凉、虎死威消的炎凉世态是否会骤然招致嘲讽、冷遇，甚至倒戈一击呢？与其陷入不尴不尬的境地，倒不如停泊于汉中这个宁静的港湾以躲避兴风作浪的潮头，以富含积极意义的自择墓地来便人壮己，以相隔千山万水的丞相亡灵逗起更多的遥思远念，以自葬僻地的透骨悲凉来冲淡所有可能生出的怨诟。汉中这片瘠土就这样掩埋了忠魂烈魄的难言之隐！

人总有一死，无论谁都难免一抔黄土掩其身。然而，在封建王朝的历史长河中，有谁的葬身之地对一个国家的存亡发挥着如此特殊的作用？又有谁像诸葛亮这样在与一切诀别时显得如此心事重重？又有哪一位高居在位的丞相甘心自葬于穷乡僻壤？既矛盾又谐调的复杂心态，无从回避地凝结成理智却又无奈的同心圆，掩藏在汉中这块成人之美的地下。这或许正是作为古代标本型知识分子的诸葛亮至大至悲的价值所在！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水流域唐宋诗歌研究（立项号：2015J026）

[10]苏汉平，于宏寿.陕南武侯祠.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