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高蹈长啸隆中时，“俊杰”“卧龙”之美誉，使其自视甚大、期许颇高。在与朋友徐庶、石广元、孟公威畅谈未来时，他曾毫不隐讳地说：“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当三人反问他的仕进前景时，“但笑而不言”。不屑与道的深沉笑意背后，分明潜藏着非常人俗士可与伦比的鸿鹄大志。他期望成就如春秋时期齐国辅臣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盖世英名，期盼建立如战国时期燕国名将乐毅攻城略地、“意兼天下”的不朽霸业。因此，他“自比于管仲、乐毅”^[7]，以此来显现他心存出将入相、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和功利雄心。此时的诸葛亮正值扬名蓄势、谋求善价的自贵自尊时期，故当刘备枉驾顾请，他便欣然“许先帝以前驱”，拉开了走出隆中、置身时代的创业序幕。

纵观诸葛亮的一生，最能体现其英雄胆略和气魄的莫过于战赤壁、平南蛮、伐中原。而他借此所要实现的不仅仅是辅佐刘备“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更在于充分实现其人生价值。

当阳败溃，诸葛亮临危受命，只身游说东吴，最终促成孙刘联手、北拒共制的统一战线。赤壁烈火，力挫曹操锐气，江南因之而初定。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末路英雄刘备方余生虎口，并大获渔翁之利，抢占到他奔波半生未曾真正拥有过的赖以生存和图谋发展的立足之地——荆州。煽起赤壁战火并趁乱瓜分荆州，诸葛亮功不可没，这奠定了他事业的良好开端，第一次有力地证明了他的睿智和魄力，显现了他加盟刘备阵营的价值和作用。

建兴三年（225），诸葛亮冒险深入“不毛之地，疫疬之乡”，采用武攻心战的策略，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内，彻底荡平了作乱两三年的南中叛乱势力。此次出兵，不仅赢得了军事上的全面胜利，而且根绝了政治上可能反复的隐患，为日后能全力以赴大举伐曹营建了稳固的后方阵营。虽说此战的军事价值有逊于其政治意义，但对诸葛亮本人来说，却是他有史以来身临前线、自主定夺的杰作。它验证了诸葛亮治军作战的能力，成为支撑他坚信北伐亦能如愿以偿的潜意识佐证。不妨这样说，平复南中在诸葛亮深层意识中便是北伐的前奏曲和练兵用武的试金石。

诸葛亮是誓死忠于汉皇室的“清流派”传人，这决定了“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成为其追求的最高政治理想。如果说回报刘备的知遇和托孤是一种感性的内驱力，那么“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8]则是一种理性的外动力；如果说赤壁大战、南中之征是诸葛亮小试其神勇，那么，北伐曹魏则是他尽显神武能量的总爆发。战荆州、抚夷越均以其成功的结局印证了隆中的部分预言，北定中原的奇迹是否也应遵循部分而趋全局的正常逻辑走向？或许诸葛亮自信度过大而导致的期望值太高，或许追求不到古代先贤的丰功伟绩难令他心甘、心安，抑或是当代豪杰曹操、周瑜以少胜多的战绩左右、支配着他要刻意仿效并力求胜之，在兵凋民疲的客观现实下，诸葛亮仍挫而不折地孜孜以求而不愿停歇，他始终不甘于雄心无果、奇迹未现的现状。然而，逆动的历史向诸葛亮展示了它的残酷性，“无功而还”的结局辜负了他竭诚尽虑的心血。自认为正义事业的落败降下了悲剧的帷幕，中断了诸葛亮预测的逻辑连线，沉重地宣告了他主观预见的可疑性和主观理想的虚幻性。

可以想象，诸葛亮的弥留之际，是他一生中最为伤感的时刻。他亲手绘制并亲身躬行的宏伟蓝图被无情的现实撕碎。自青少年时期就充满信心的他，在历尽艰辛的最后关头，并未能目睹到他渴求已久的理想结局。曾几何时的辉煌光彩，嘲弄了试图再度辉煌的雄心；永不衰竭的战斗热诚错筑成眼下难以接受的莫大悲哀，空前的沮丧和失望以及“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9]的承诺凝聚成“此魂何甘归故土”^[10]和“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极度伤痛。被逼到绝境的诸葛亮，虽知“是处青山可埋骨”，但究竟该何去何从呢？汉中这片火热的战土成全了具有军人气质的失意英雄。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乃是军人所崇尚的理想归宿。当我们吟咏“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样的悲壮诗章时，难道会寞然而无丝毫的景仰与崇敬？因此，成此壮举，虽死犹荣。传统军人所具有的悲壮美感，洗涤并升华了失意英雄壮志未酬、有根难归的悲伤色彩，将其幻化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永久光环，为诸葛亮战赤壁、平南中、伐中原的军旅生涯画上了一个颇富神韵的动人句号。由此来看，诸葛亮归葬汉中，便死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