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在执政期间，曾经几次发布文告，鼓励将士直言极谏，要求大家批评他的过失和缺漏。出兵失败，首先自贬三级。当李严怀着自己的私利，劝他加九锡、加爵称王时，他断然拒绝说：“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庭，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这种忠心不二、严于律己之高风亮节，堪称历代忠臣良吏之典范。诸葛亮在病危时，给刘禅的《自表后主》中写道：自己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临死之时，“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诸葛亮生前官至丞相，封侯，领益州牧，被后主刘禅尊为“相父”，摄一国政事，权重威高，一人之下，举国人之上，而他“不置别生，以长尺寸”，内无余帛，外无赢财，实在是清廉直正的千古贤相。在东汉以来厚葬之风盛行的氛围中，临死时还以国家利益为重，坚持薄葬，实在难能可贵。面对古今所有身败名裂的贪官污吏，诸葛亮的一生，就是一面极好的镜子：严于律己、清廉直正者必然受到人们的尊敬；放纵任为、贪心名利者，必然难逃灭顶之灾。

由于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风范影响以及他教导有方（这从他留世的《诫子书》等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出来），他的儿子诸葛瞻、孙子诸葛尚在国家最危急的时刻，坚拒诱降，英勇杀敌，战死沙场。祖孙三代一门忠烈，为蜀汉事业献出了身家性命，后人在评述诸葛亮的子孙殉国时说：“当年诸葛留嘉胤，节义真堪继武侯”。这种为国捐躯的精神，也是人们对诸葛亮景仰崇敬的缘由之一。

综上所述，从诸葛亮之死到今天，他已经不只是一个具象的人，而是一个圣贤伟人的代表，一个代表华夏文化的形象、一个中华民族智慧的象征，人们在他的身上赋予了比历史上任何人都丰富的高贵特质，使他几乎成了一个完人。但诸葛亮作为历史上一个真实的人，肯定不是如此足赤的完人，他也有缺漏之处，有失误之时，如他第一次北伐用人不当，导致了街亭失败；他生前没有处理好部下杨仪与魏延的矛盾，导致了在他死后两人火并，给蜀汉带来了巨大损失等。但这些在人们的心目中并不重要。人们看到的是他的忠贞不贰、处事公允、忠于职守、严于律己、勤谨清廉、一心为民，谦恭睿智，这就足够了。任何一个人，只要做到了这些，即使做到了其中的一两点，就会得到人们的认可、赞许，其生命价值就会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这就是诸葛亮文化现象对今人的启发。

作者单位：陕西省汉中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