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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文化研究(第2辑)
1.5.10.2.2 (二)勤政的榜样
(二)勤政的榜样

“勤政”一词,最早见于晋人成公绥(231—271)的《贤明颂》。文中说:“王用勤政,万国以虔。”成公绥是魏末和西晋初年的博士,历任中书郎,很有才华。当时,他写书歌颂当朝的帝王司马炎是贤明的君主,说司马炎由于能够勤于政事,所以,其他国家都会虔诚地来归属朝贡。

勤政就是指恪尽职守,勤于政事,认真负责地为国为民做事。恪尽职守,勤于政事,历来被各朝各代的统治者所提倡,被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观念的儒家思想所肯定,所以也受到了老百姓的称赞。

诸葛亮自从出山辅佐刘备以来,就一直忠心耿耿、勤政敬业地为刘备和后来的蜀汉帝业勤奋做事。归纳起来,他一生中的勤政业绩有以下几个突出方面:

(1)安民为本。诸葛亮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因此,他说“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4],是说政治工作首先要以安抚老百姓为根本要务,不要去做虚假的表面工作。他在益州作军师时,就十分重视水利与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当时,他支持自力更生发展蜀锦丝绸业和煮盐,成为当时益州重要的经济来源。诸葛亮作了蜀汉丞相以后,更加重视国计民生大事。首先,他派3000士兵长期驻守在都江堰,维护和整修都江堰水利工程,以保证成都平原的农业生产和老百姓的生活利益。南征时期,他给西南少数民族带去了汉民族先进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方面的技术,帮助他们提高生活质量。至今西南各民族都还在怀念诸葛亮,说诸葛亮当年教他们盖房子,教他们种地,还教他们做漂亮的衣服和帽子。北伐期间,诸葛亮又让军队治理汉江,发动群众,因地制宜修建堰塘水库,防止旱涝灾害。同时,又开创冬水田,帮助老百姓种地,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军队军需,造福汉中人民。20世纪70年代以来,勉县蜀汉墓葬出土的陶水塘、坡池、冬水田和持偛俑模型等文物,就是最好的证明[5]。即便是在五丈原与魏军对垒的百余天中,他还让军士轮流与当地老百姓一起种地。他说:“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进民财”,做到“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秋有余粮,以给不足”[6]

(2)举贤任能。诸葛亮说:“治国犹若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治身,举贤求安。”[7]他把治国举贤和养身做了形象的比喻,充分认识到成大事必须用贤才的道理。他还说:“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他又说:“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8]他认为,房屋必须用直木为柱子才能够坚固,辅佐必须用品格端正的人士才能够为贤良。真正的好木料出于大森林,而真正的人才也出于下面。选择人才一定要根据实际需要,不能因人而设位置,否则就要出乱子。按照这些标准,他先后破格提拔了蒋琬、李绍、马勋、宗预、秦宓、杜威、俊彦、费祎、董允、郭攸之等一大批贤良人才,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蜀汉的栋梁之才。

在选拔人才的同时,诸葛亮还做到了“用人唯贤”不避仇。比如,建安十三年(208),刘巴北上归降了曹操,赤壁之战后,他受命为曹操招降纳叛,想帮助曹操收复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直接与刘备和诸葛亮为敌。后来,刘巴归降益州牧刘璋,又帮助刘璋抵抗刘备取益州。刘备取益州后,诸葛亮不计前嫌,一再说刘巴是个难得的人才,劝刘备重用,刘巴果然被刘备封为尚书令。

再如黄权,原来是刘璋部将,他积极帮助刘璋抵抗刘备取益州,后来,诸葛亮发现他是一个忠臣良将,就劝刘备破格提拔他为偏将军。杨洪原来是李严部下的功曹小吏,诸葛亮发现他才识非凡,破格提拔为蜀郡太守。杨洪的同乡杨戏,仅仅二十余岁,诸葛亮发现他管理监狱和法典是个人才,就破格提拔,果然,杨戏“职典刑狱,号为平当”(《三国志·杨洪传》),口碑很好。

还有,将军向宠忠诚老实,精通军事,又屡有战功,为此,诸葛亮在北伐曹魏上《出师表》时,向后主刘禅推荐说“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建议后主在他走后,国家军事方面的事务多多与向宠商议。诸葛亮认为,费祎、董允、郭攸之都是“智虑忠纯”的大臣,因此,宫中的大小事务,希望后主多与他们商量,必然会有所广益。

(3)事必躬亲。诸葛亮早在当年刘备“三顾茅庐”时,就为刘备策划了夺荆州、取益州、定汉中和“联吴伐魏”的决策,并且毅然决然地出山辅佐刘备。从此以后,他就跟随刘备东征西讨,出谋划策,不辞劳苦,一步步实现了计划。

刘备死后,后主刘禅即位,诸葛亮“摄一国之政事,行邦宇之大权”,遵照白帝城托孤,全力辅佐后主。但是,诸葛亮“贵之而不骄,委之而不专”[9]。他十分明白“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勤功也。君勤其政,臣勤其事”(《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的道理。因此,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把自己放在适当的位置,勤勤恳恳地主动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

当时,蜀汉国力衰败,叛乱迭起,人心惶惶。加之蜀汉政权的人员既有刘备的故旧亲属派、襄阳派、益州派、外来归降派,还有不少西南少数民族派,结构十分复杂。由于这些人的语言、生活习惯、信仰各有所不同,日常生活中难免发生触犯刑律和管理规定的事情。为了严肃刑律与管理章程,同时还要充分注意到各方面的具体情况,防止发生冤案或者产生更大的矛盾,因此,诸葛亮事必躬亲,大小事务一一过问,凡是将士杖责二十军棍的,都要经过他的亲自审查批准,足见其繁忙和辛劳。

(4)严于律己。诸葛亮说:“君臣上下,以礼为本;父子上下,以恩为亲;夫妇上下,以合为安。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乱下逆”(见《诸葛亮集·君臣第二》)。短短的几句话,把各种关系的处事原则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此一来,诸葛亮任何时候都始终坚持严于律己,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处事不偏不倚。他还说:“勿以身贵而贱人,勿以独见而违众,勿恃功能而失忠信”(见《诸葛亮集·将苑·出师》)。不要高高在上而瞧不起人,不要固执己见而违背众议,更不要因为自己有功劳而失信于人。作为蜀汉国家一人之下的最高领导人,诸葛亮规定自己必须做到“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诸葛亮集·教令第十三》)。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比如建兴五年(227),诸葛亮为了北伐曹魏,亲自率领大军进驻汉中,安营扎寨之后,就紧锣密鼓地准备第一次北伐事宜。次年春天,他令赵云、邓芝带军出击眉县,自己准备出其不意地进攻曹魏腹地祁山。为了给两路大军运送粮草,诸葛亮让自己的义子驸马都尉诸葛乔(204—228,当初诸葛亮无子,将哥哥诸葛瑾之次子诸葛乔过继为子。227年7月,诸葛亮才生了自己的儿子诸葛瞻)负责押送粮草走最艰险的五百里栈道褒斜道,给赵云、邓芝军营送粮草,结果,诸葛乔死在运粮草的路上,这时候,他才二十五岁。诸葛亮在给哥哥诸葛瑾的信中说:“乔本当回成都,思维宜同荣辱,今使乔督六百子弟兵传入谷中”。作为统帅的诸葛亮,把自己心爱的义子安排在最艰苦的道路运粮草,不搞特殊化,没想到死在北伐的运粮道上,这种精神难能可贵。

再如建兴六年(228)春天,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他不听众将劝谏,执意派遣马谡去守街亭(今天甘肃省秦安县西北九十里之陇城镇),结果,马谡兵败又弃军逃跑,迫使蜀军全线败退,给北伐带来了极大的损失。事后,诸葛亮痛定思痛,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他除杀了心腹爱将马谡以及张休、李盛,夺了将军黄袭的兵权,处罚了陈式等其他有过之人之外,还因功劳奖励了副将王平、高翔。除此之外,他还给后主刘禅上表,追查自己失察和用人不当的严重错误,要求将自己贬官三级,以示惩罚。

(5)赏罚分明。早在刘备214年取得益州之后,诸葛亮就和刘巴、法正等人制定了《蜀科》法典,作为管理益州的法律依据。后来,诸葛亮又定下了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的相关戒律条款,明确告诉大家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以此让大家自觉遵守。诸葛亮认为,“教令为先,诛罚为后。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10]。从此以后,诸葛亮一直按照相关的法典和戒律来管理蜀汉事务,真正做到了赏罚分明。例如,骠骑将军李严是蜀汉的重臣,刘备的心腹。刘备死后,他居功自傲,目中无人,关键时刻讨价还价,不服调遣,尽管诸葛亮处处关心照顾他,让着他,但他仍然不满足。建兴九年(231),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曹魏时,让李严从汉中往祁山前线运粮草,李严贻误了时期,又怕军令责罚,便伪造后主刘禅诏书令诸葛亮撤军,给北伐带来严重后果,李延自作聪明,还想把责任推给诸葛亮。事后,诸葛亮查明事实真相,上表后主,将其贬官为民发配梓潼郡。

长水校尉廖立,自认为是刘备的旧部,有背景,应该是诸葛亮第二,所以狂妄自大,不分场合地蔑视刘备和朝廷大臣。为此,朝廷大臣多次向诸葛亮反映,说廖立是“乱群之羊”。经过诸葛亮多次教育,他就是不改,诸葛亮不得不上表后主,将其贬官为民,发配汶山郡。

再如益州旧臣彭羕,早年,他曾经毁谤刘璋被处“髡刑”(剃去毛发)。后来归降了刘备,他旧病复发,又说三道四,诋毁朝臣。诸葛亮多次教育不改,因此,他提醒刘备说“彭羕心大志广,难可保安”,让刘备注意此人,刘备将彭羕降职使用。但是,彭羕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诋毁刘备与朝臣,还联络马超准备造反。马超汇报给诸葛亮后,便上表刘备,将其收监,彭羕牢骚满腹,结果被处死在狱中。

诸葛亮说:“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11]诸葛亮在赏罚上从来是泾渭分明,因此深得人心,真正达到了“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三国志·诸葛亮传》陈寿评语)。为官能够达到这样境界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6)南征北伐。章武三年(223),刘备在白帝城病逝,临终前托孤给诸葛亮,让他全权辅佐后主刘禅。为了巩固蜀汉帝业,诸葛亮日夜操劳。他内修政理,安定人心,对外又迅速派遣大臣邓芝与东吴修好,尽快稳定局势。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内部叛乱忧患,他亲自挂帅,南征高定、雍闿和孟获,用攻心术“七擒七纵”孟获,终于平定了西南叛乱,稳定了后方,同时也使蜀汉国力大增。

特别是,诸葛亮为了报三顾之恩,尽托孤之忠,实现他在《出师表》中提出的“收复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以达到让后主刘禅在长安称帝的目的,亲自率军五次北伐。当时,曹魏占据全国十个州,人口四百四十三万,而蜀汉仅有益州一个州,人口九十四万,蜀汉与曹魏在各方面的悬殊都很大。可是,诸葛亮认为,曹魏伐蜀汉是迟早的事情,“与其坐而待毙,孰于伐之”[12],因此,他积极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不断地主动出击,北伐曹魏,把战场摆在敌方,变被动为主动,使曹魏始终不能够实现图蜀的目的。北伐期间,诸葛亮每次都是率军亲征,运筹帷幄在第一线,直接威胁着曹魏,使曹魏“畏蜀如虎”。

为了蜀汉帝业,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后,积劳成疾,病逝在五丈原军中,落了个“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蜀相》)的结果。他死后,还遗命葬在汉中定军山下,以自己死后的余威为蜀汉守护着北大门,激励后来的将士继承他的遗志,继续北伐曹魏。诸葛亮的这种忠诚敬业精神,让后世代代怀念和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