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4年秋八月，诸葛亮在临终前给刘禅写下了《自表后主》，这是他最后向后主刘禅表忠心作的思想汇报。文章写道：“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文章明确告诉我们，当时他家里只有薄田十五顷，栽种桑树八百株。这应当是刘备在成都建立基业后分给诸葛亮的唯一产业，八百株桑，应是当时为了发展蜀锦而种植桑树养蚕的产物。至于薄田十五顷，在晋武帝时相当于八品官所占的田额^[2]，按照今天的说法，相当于一个正科级干部的收入。如此微薄的资产竟是丞相诸葛亮全家人的生存依托，且“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足见其艰辛生活之一斑。至于诸葛亮本人在外勤政的随身衣食，皆“悉仰于官”而“别无调度”，更“不别治生，以长尺寸”，除了官任上的配发外，别无任何外来收入。到死的时候，他也不能使自己“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由此看来，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报家产、主动公开接受监督的官员。他的这些语言心声，至今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充分体现了诸葛亮生也淡泊、死也清廉的高尚人格，堪称“千古廉洁第一人”。

诸葛亮生前官至蜀汉丞相、武乡侯、益州牧，特别是“白帝城托孤”之后，诸葛亮又全权辅佐后主刘禅，被后主尊为“相父”，他“摄一国之政事，行邦域之大权”，权重位高，誉贯朝野，堪称一人之下万民之上的至尊。但是，诸葛亮临终遗命和安葬在定军山下的墓葬，特别是给刘禅的《自表后主》的文书中自报家产内容，与他的身份和当时盛行的厚葬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为后世品评赞叹的话题。正因为如此，尽管当时蜀汉国小民贫，但在诸葛亮廉洁奉公的治理下，“行法严格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堪称国泰民安。因此，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评价三国时期说：“蜀汉国算是最清明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