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是法律的制定者，也是执行法律的模范者，在实施以法治国方略的过程中，他深知“己身正，方能正人”，自己的言行举止必须做出榜样才能服众。因此，他严于自律，率先垂范，时时处处，谨慎小心，按照“循名责实”的精神从严要求自己。而且，虽然贵为丞相，统摄群僚，秉持国钧，任重事繁，却没有特权思想，从不骄矜自得，以势凌人。他把自己看作是平凡普通的一员，自称“东方下士”“一介布衣”，严格按照法律规范要求自己，约束自己，勤奋理政，廉洁奉公，克己自律，尽忠职守，鞠躬尽瘁，为蜀汉政权各级官员做出了榜样。

诸葛亮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从来不搞特殊化，有功不贪，有过不诿。他在《出师表》中说：“愿陛下托臣讨贼复兴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首次北伐失败，尽管马谡违令丢失街亭，承担直接责任，以法问斩。但作为主帅，他认为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特地上书后主刘禅，追究自责，检查自己“明不知人”“授任无方”，不能“训章明法”，请求“自贬三等，以督厥咎”，并且专门写了《劝将士勤攻己缺教》，希望部下直言以谏，以减少自己的过失。他虚怀若谷，诚恳求谏，主动听取批评意见，一再鼓励僚属能够随时指正自己的错误，“以匡不逮”。他反复发教于群下，“咨诹善道”“察纳雅言”，希望大家“集众思，广众益”，消除顾虑，多提意见，改进方法，减少失误。

在严于律己的同时，诸葛亮还要求各级官吏都要以身作则，令出必行，带头遵守法令，做好表率作用。在《出师表》中，他对所有官员提出明确要求，规定“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不应有偏见，存私心，务必统一法度，上行下效。在诸葛亮的垂范下，蜀汉政权出现了许多奉公守法、勤政廉政的“清官”，形成了良好的政风民风。

诸葛亮不仅严于律己，奉公守法，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而且对他自己的子女亲属要求也相当严格。他起初并无子嗣，后来过继其兄诸葛瑾次子诸葛乔为嗣；虽仅一子，“本当还成都”，但他不搞特权，让儿子与诸将子弟同习劳苦，派他督五六百士兵运送粮草。这种严格要求子女、带头遵纪守法的精神，在封建时代确属难能可贵。由于“转运之勤”，次年诸葛乔即“死于王事”，年仅二十五岁。后来，诸葛亮的亲生儿子出生后，他也从不娇宠，八岁时，即在《诫子书》《又诫子书》中提出严格要求，希望他修身养德、淡泊明志、励精治性、静学广才；对外甥也要求立志修身、治学成才，努力做到“忍屈伸，去细碎，广咨向，除嫌吝”。从中可见诸葛亮家教从严、不搞特权的精神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