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一方面主张“明法”，另一方面反对“滥刑”。他对儒家的“刑罚宽严相济”的法治理念可谓心领神会。在实施以法治国方略的过程中，把握有度，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的策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即使在“猛”的时候，也要贯穿着“宽”，做到公正仁爱，就事论事，不搞株连，赏罚分明。如街亭失守，马谡问斩，而王平则论功提升，赵云因减损获奖；李严被罢免职，但其子李丰仍获重用；刘巴、黄权曾与诸葛亮为敌，仍因有才能而获任用；向宠、姜维等“晓畅军事”“深解兵意”，就提拔重用。他反对滥用刑罚，很注意选择“忠直廉平”的官员主管治狱工作，强调不得凭个人喜怒以“专持杀生之威”，他说：“喜不可纵有罪，怒不可戮无辜”，要求法官决狱行刑时要特别审慎，不冤枉好的，也不放过坏的。同时，他还在《便宜十六策》中把“赏罚”列为重要政策，以发挥“赏以兴功，罚以禁奸”的作用。而且在实施过程中，他赏罚严明，不挟私情，有功者奖赏，有罪者惩罚，实事求是，公平合理，真正做到“赏不虚设”“罚不妄加”“赏赐不避怨仇”“诛罚不避免亲戚”。

由于诸葛亮行法公正，赏罚必信，所以深得民心。益州百姓对他十分崇敬，久久怀念；蜀汉政权下所有的人都兢兢业业，不敢稍有怠惰；即使被罚者，也不抱怨恨。诸葛亮去世后，被贬到汶山的廖立则泣而叹道：“吾终为左祍矣”；被削职为民的李严为之痛哭，甚至伤心忧郁而死。他们认为，自己虽因过受罚，但还可受到赦免、起用，诸葛亮死后，再因召而无望了。受罚人有如此的表现，足见诸葛亮行法非常公平，使受罚人心悦诚服。

诸葛亮行法公正公平，赏罚准确有度，这在当时非法制年代的封建社会，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时人张裔称赞诸葛亮“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赏罚之信，足感神明”。晋人习凿齿评价诸葛亮说：“法行于不可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怨，天下有不服乎？诸葛亮可谓真能用刑者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陈寿说：“诸葛亮之为相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员，从权制，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微而不败，庶事精练，物理其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这些中肯的评价充分说明，诸葛亮德法并重，教令为先，秉公执法，以国事为重的高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