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在实施以法治国方略过程中，十分注重立法。他认为，行法必须务本，“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法令法规是理政治国的准则，是行法之本，有了法律这个“本”，执法时就有了明确的标准。按照准则行事，就可避免激起人怨。因此，执政之初，他即迅速“制定汉科，威之以法”，并颁布不少法令、条例。陈寿所编的《诸葛氏集》中，有《法检》《科令》各两卷，《军令》三卷；张澍编的《诸葛亮集》中有《军令》十五篇，都属此类。最为完善的是他和伊籍、法正、刘巴、李严共同制定的《蜀科》，其中包括“法检”“科令”“早令”等内容。可能是对执政之初行法经验加以总结制定出来的一部成文法典，可惜已失传，具体内容无从查考。诸葛亮通过制法科、颁律令，把各级官员置于严格的法治之下，使他们既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又须知法守法、秉公执法、忠勤事职、为国效力。

诸葛亮执政严明，但大公无私，不避权贵，不徇私情，像刘备的义子刘封，因轻忽军令，亦被处死；李严在刘备死后担任辅佐大臣，地位仅次于诸葛亮，但仍因贻误战机触犯法令而免官为民，流放到梓潼；廖立深得刘备敬重，但恃才傲物，自命不凡，挑拨离间，破坏团结，诸葛亮查察详情后，罢其官职，流徙文山；马谡是诸葛亮的爱将，交游甚密，情同父子，而且是刻意培养的接班人，但在街亭战役中，玩忽职守，丢失街亭，造成首次北伐严重受挫，诸葛亮也不因是亲信而宽容，按军法从事，挥泪问斩；彭羕本为高官，亦因妄自尊大，竟谋反叛被诛；向朗本为诸葛亮所器重，因掩饰马谡罪行被罢官，直到返回成都才调任新职。由于诸葛亮严厉行法，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官员中违法乱纪的情况很快得到了遏制。

诸葛亮虽然用法峻急、执法如山，但他却反对“不教而诛”，主张“教刑并重”“德威并举”“教令为先、诛罚为后”，强调“训章明法”“劝善黜恶”。因此他十分重视“教化”，注重做好行法宣传教育，把法贯彻下去，让人人都知法、懂法，从而自觉守法，以达到“美教化、移风俗”“约官职、修法制”的目的。如果仍然有人“作奸犯科”，以身试法，“不从令者诛之”，便绳之以刑，决不宽贷。《魏氏春秋》记载诸葛亮“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臣子”，实际上这是诸葛亮平时对部下进行教育的最基本的守法常识。他还通过各种形式的“教”“书”，用通俗的语言对部下进行守法教育，说理透彻、针对性强，反复强调、不厌其烦。此外，他还专门设“劝学从事”一职，对百姓“教之以礼义”“戒之以典型”。这种普法教化的实施效果非常明显，从而在益州形成了“非法不言，非道不行”的良好风气。